以多层次对外话语阐释中国价值观念

话语体系表面上是一个“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的语言表述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涉及思维方式、思想认同、价值立场等多方面的重大问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是建立在一整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基础上的。

反观历史，西方学界大多在双重维度上演绎中国价值观念。一是意识形态层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普遍抱持敌视和对抗的态度，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代表着人类社会美好的发展方向，西方的自由民主理所当然应成为全球范围内精神整合的价值源泉。二是历史文化层面。西方学界从中国传统出发，逐渐形成了欧洲的“汉学”和美国的“中国学”，其主要观点是，中国农耕时期封闭落后的传统价值观念绝无可能与西方发达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念相比拟，只有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以先验主义、经验主义和个体主义为原则构建的西方对外话语体系，才代表人类发展方向。这套话语体系，一方面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等价值视为先天超验的、永恒绝对的价值，以此获取道德上的制高点；另一方面挟势将自己独特的自我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经验，力图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普遍化、全球化，形成诸如“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多党”“竞选”“代议”等至尊话语。

在对外传播中，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按照自己的要求和意志设计“话语议程”，将“人权”“人道主义”“私有”等核心话语作为对外话语传播的重点，把民众的注意力导向某些特定的问题或争端上，诱导民众倾向于关注和思考媒介话语所关注的问题，并按照媒介的价值排序来安排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然后选择特定的话语体系呈现话语议程。这些来源于西方主流价值取向和认知规律的话语体系，不仅使与议题相关联的事件产生意义，还确定了议题的性质，决定了话语符号的表达方式，并逻辑地推导出显而易见或理所当然的处理问题的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话语体系中概念、范畴、口号等“话语符号”形式，将现实世界和西方核心价值简约化，使民众的思维惯性化或逻辑化，从而在民众的意识中勾勒出一个整体意象和特定内涵。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中国的价值观念要么是意识形态的极权话语，要么是封闭落后的话语，“中国威胁、国强必霸”的冷战话语也甚嚣尘上。在西方价值观念以这样一套话语强势输入国内的情况下，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如何形成一套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一般而言，不同的话语系统阐释同一个概念，会形成不同的意指，因为“话语”既非语言，也非说话，而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譬如，“自由”一词与不同的因素链接，可以形成不同的意指：与本体论上的终极自由链接，意指终极的存在和价值，它是绝对和无条件的，如同康德视为“绝对命令”的道德自由；与认识论层面的自由链接，则意指主体的能动和受动关系，意味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政治法律意义的自由链接，则意指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生发出西式话语“人生而自由”。因此，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既要避免歧义，又要防止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学术话语的形式展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用逻辑的力量促使人们认同。一是立足实践概括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和话语，避免教条化、标签化，提升思想，创新表达，形成特色。如费孝通在实践基础上提炼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既具有中国气派又符合时代精神。二是依托文本解读核心话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包含的概念、判断、表述是构成价值观念话语的核心元素，使之体系化、逻辑化，是形成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话语科学性、完整性的根本保证。譬如，经济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文化上倡导文明和谐理念等，既有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意义。三是深化理论研究形成学术规范和体系。加强思维的逻辑性训练和理论的深刻性研究，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理论资源、本质特征，阐明它既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既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人生思想和社会政治理想，又批判西方学者倡导的超时空、超国家、超阶级的抽象自由观，创新地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