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结构把握中国转型

对于费孝通这一辈学者而言，他们的命运因被时代浪潮所裹挟而此起彼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历次政治运动、改革开放。20世纪的重大危机与变革都在其生命中留下不同程度的烙印，这也决定了这一辈学者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时代重负。

近代中国转型是全面再造

对于他们而言，历史给定的命题主要有两项：首先，1840年开埠以来的时代变局，其轮廓已然清晰，它与改朝换代的“因循之变”截然不同，是一场从人心秩序到社会体制的巨变。其次，持续近百年的“救亡”事业（自强、变法与革命），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出现戏剧性转机：1940年代后期，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与新中国的成立，这一系列事件意味着中国暂时摆脱外部世界的重负，获得一次重新理清自己的问题、再投入全球秩序的历史机遇，这一代精英的历史使命也由“救亡图存”向“振兴中华”转变。由此而言，这一代学者既要彻底完成前人“救亡图存”的任务，更要推动中国历史大转型，使中国成为“世界列国时代的强国”。

作为承上启下的“中坚一代”，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十分明确，即作为一个“世界文化体”的中国，如何摆脱1840年以来遭遇的总体危机，完成中华文明的总体转型。套用马林诺斯基的话说，古老的中国何去何从，“中国怎样适应新处境”，是西化、灭亡，又或者更新传统再造文明？这一问题是进入费孝通思想世界的钥匙。

在费孝通看来，近代中国的转型是一次总体的、彻底的“再造”，从人格类型到社会体制都需要重新塑造，个人、家庭、社区共同体、产业组织、国家等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要在价值理念与社会体制两个层面重构。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与其他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国家不同，作为一种已经成型的文化体，古老中国的形成积数千年历史之功，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匹配与契合十分牢固，牵一发而动全身。

费孝通指出，“要为中国社会任何一方面着手改变的时候，一定要兼顾到相关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结果，不然，徒然增加社会问题和人民的痛苦罢了”。所以他认为，中国的转型不能是局部的改革，而应是全面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