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治理亟须现代化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主要面临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矛盾高发、价值观多元化等“三大挑战”。

●地方政府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其走向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之一。

●地方政府治理要现代化，根本途径还在于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由权力至上走向法律至上。

●从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最直接的就是简政放权：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地方政府治理的现代化程度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因为地方政府处于政策执行的前沿，拥有直接配置资源的权力，如果其对政策扭曲执行或选择性执行，必然会直接损害民众利益、破坏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消弱国家的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治理面临“三大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经济新常态下的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有社会结构紧张的挑战、社会矛盾高发的挑战、价值观多元化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铁板一块”的体制内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向多元结构变迁，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开始成为利益主体，并展开相互博弈。这种博弈虽说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但是各个利益群体在博弈过程中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结构性张力。强势群体一步领先，步步领先；弱势群体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优势积累与劣势累加效应显著。这种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强化了群体间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如干群关系恶化、仇富心态蔓延、无直接利益的社会泄愤事件不断发生等。各地高发的动拆迁矛盾、征地纠纷、劳资纠纷、企业改制矛盾、执法冲突等牵制了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量精力。同时，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也极大地增添了社会分歧，导致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改革方案的形成与实施过程中共识的凝聚难度空前增强。面临着众声喧哗、焦虑弥漫的舆论场，地方政府有时很难梳理各种群体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有时甚至会出现地方治理者好心办事却得不到社会认同的尴尬局面。

治理理念的转变：从“管理”到“服务”

面对这些地方政府治理的难题，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必须首先转变自身的治理理念。自古以来，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管”的思维比较明显，而在管的过程中，政府人员难免出现家长作风、简单粗暴等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在一些突发事件和社会矛盾的化解过程中，片面注重处置速度和力度，忽略了人们心理问题的调节、对利益诉求解决不彻底；有的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而排斥“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和利益表达过程；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流行“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等极端错误的说法，对群众正常的维权表达过度敏感，堵塞民众的参与渠道，造成一些性质相似的社会矛盾在各地重复上演；还有一些“好心的”治理者把“为民做主”片面地理解为“替民做主”，习惯于封闭式的内部决策。这些表现皆源于服务理念的缺失。

地方政府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其走向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之一。现代政府是为民众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行政机构，通过为社会提供完善、高效的公共服务来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与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服务型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员必须树立“民本位、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的思想。服务的治理思维要求把社会矛盾看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客观分析和前瞻思考，通过厘清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对法律、政策和制度进行动态调整，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避免形成社会矛盾的“堰塞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