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行政副中心：让首都走出“深宫大院”

北京通州行政副中心尘埃落定，世人关注。全国至少有10个重要城市有过类似搬迁，何以北京此举独受关注？无他，作为首善之区和权力中枢，此番搬迁自有其不同寻常的意味。

今天的北京城人口规模大、交通拥挤、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这些世界性环境问题的背后，是北京承担了太多功能。

传统上，人们认为首都作为最高权力驻在地，理应“样样第一”。因此在对首都功能的认识上，往往过分强调北京既应该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也必须是全国经济和工业中心。此外，它还是全国经济管理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旅游中心。结果导致其多种功能的集聚程度之高和流动人口之多，举世罕见。

直到1980年，中央才首次确定北京的主要功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不过后来由于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和地方财政权扩张，依靠固有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形成了更多具备经济功能的“中心”，此外，它还富集了众多央企和外资企业的全国总部或亚太总部。

1980年的功能定位无疾而终。巨大的经济体量形成的“集聚效应”，使周边人才与资本向北京富集，形成北方地区罕见的财富高地。

理论上，在产生集聚效应的同时，土地、房租、人力成本的提高会推高商业成本，从而使资本与人才向周边扩散，这是一种“扩散效应”。两种效应叠加，使财富在地区之间的分布趋于平衡。但后一种效应事实上并不明显，其原因，一是依托政治发展经济的思路主导着很多公司的行为；二是为了严格控制城市规模而设立过高的准入门槛，结果导致更多的人想挤进来。

治疗北京的大城市病，一是重新定位城市功能，二是通过京津冀一体化，将原有功能外迁，在地区之间努力实现公共资源和服务均等化，从而疏导人口。

就调整功能定位来说，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称，要优化提升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对照1980年中央对北京的功能定位，新的“四个中心”增加了文化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后两个“中心”显然是要发挥北京高等教育机构、文化文艺机构、科研院所的数量和质量大大超过其他省市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四个“中心”，并不包含其作为事实上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也就是说，在未来，北京将有目的地淡化其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的色彩。如果财政权未作调整，这无疑是一种“割肉”行为。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北京市的行政机构从中心城区迁往通州就可以带动人口东流的说法，仍失之简单。如果不辅之以教育、医疗、文化等机构的迁移，不能提供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那么人口的大规模东移是很困难的。

放在京津冀地区看，北京的“大城市病”，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困于该地区未能实现公共资源和服务均等化。通州行政副中心的建设，在地理位置上走出了“深宫大院”，向河北天津两省市靠近，可以视为主动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一种努力。

从全国范围来讲，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存在“一体化”需要。作为首善之区和权力中枢的北京，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做出表率，垂范全国，意义重大。从这点上讲，通州行政副中心的使命，也就不限于北京城，也不限于京津冀，而具有全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