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习与“建设大党”（2）

1940年1月至1941年5月，学习正规化和提高学习质量阶段

在学习正规化方面，1940年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注意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工作。指示进一步规范了学习的主要课程，规定：干部学习的初级课程包括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中级课程包括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高级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2月15日，党中央再次作出指示强调，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指示还对不同层次党校的学习内容、学习计划、学习时间等作出了详细安排。为专门规范在职干部的教育活动，党中央发出了补充指示，要求将现时的在职干部大致分为四类，其中，甲类的课程有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则是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则包含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将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党中央的指示还规定了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在提高学习质量方面，党中央明确指出，“提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质量，是当前干部学习中的一个中心任务”。为此，必须培养干部独立阅读和独立研究的能力与习惯，加大学习各种具体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力度，同时注重编辑与出版中级读物及辅助读物。在该阶段中，加强策略教育、增进干部的学习能力及独立思考能力是提高学习质量的重要手段。党中央在相关决定和指示中强调，“全党必须加强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的单纯化现象，应把这种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必须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此外，组织开展学习检查、系统总结学习经验对推动深入学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1940年7月1日，李维汉对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的学习经验进行了总结；几乎与此同时，留守兵团直属队、陕北公学等单位也相继开展了学习经验总结会。通过学习检查和经验总结，明确了成绩和缺陷，规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改革和完善阶段

鉴于大学习开展以来延安干部学校中存在的分工、职责不明确的情况，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明确规定：中央研究院主要“培养党的理论干部”；中央党校主要“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军事学院主要“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主要“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1942年2月28日，中央又颁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干部教育应以在职干部教育为主体，它“应该是第一位的”。决定同时规定，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理论教育四类为范围。在中央上述决定的指导下，延安大学习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干部学习更加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延安大学习在延安整风全面开始后，被纳入到整风运动的轨道进行。总体上看，这次大学习是党的学习史、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大学习推动了党的思想建设，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大大提升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的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员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心中只有一个字，就是干。从进中央党校开始，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为以后更好地工作和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还有的学员回忆说：“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它不仅使学员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基础教育，而且为以后的自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但如此，这次大学习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延安大学习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党在学习中坚持和实行的一系列原则、理念和方法，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对学习的组织、指导和服务，建立和完善促进学习、保障学习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包括党校在内的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在“建设大党”中的作用等，对于当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开展学习型政党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