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

“每年都有大学生分到二里头实习，他们中有硕士、有博士，来到队里后都叫我老师。但是我从来不敢答应。我一天大学都没有上过。”王丛苗和实习生在一起分检陶片编号，一边说道。

1982年的那个夏天，18岁的王丛苗第三次高考落榜。那时，村里同龄人一天能挣10个工分，一个工分是8分钱。她只挣5个。因为这个原因，村民分组都不愿跟她分作一组，因为被拉了后腿。

“一个农村女孩子，不会干农活是会被人家戳后背的。”王丛苗告诉我，“我在村里走路都抬不起头。”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丛苗得知二里头工作队招工。“那时考古队一天有1.5元钱工资，而我们村里10个工分才八毛钱。”

通过考试，知识青年王丛苗脱颖而出。“我不甘心所学的知识就这样荒废了。”王丛苗说。

到了考古队，王丛苗发现这里的老师都是文化人。“我受我父亲影响很大的，父亲也是农民，也好舞文弄墨，写的一笔好字。当年自行车在我们农村还是稀罕物，我上高中时候，父亲就给我买了一辆。”王丛苗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一些重点考古遗址附近，会有一些派出机构，长期驻地进行科研工作，二里头工作队就是派驻到二里头村的一个工作机构。就近招聘村民参与一些发掘、整理工作是中国考古队的特有经验。

招来的农民到了考古队后，先是“广泛撒网”，然后是“重点培养”。所谓“广泛撒网”就是培训一些基本考古常识，“重点培养”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工作后，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有所分工。

王丛苗有绘图的天赋，到考古队后不久就被派到北京社科院考古所参加专项培训。“第一次到北京，到考古所培训，我穿蓝色的教练服。北京比我们村里干净多了。”

在北京，王丛苗系统地学习了考古绘图技术。“当年照相还是比较稀有，队里有胶卷，但是很少、很贵，不像现在带个手机就能照。有些发掘现场，需要先绘图，确定文物的位置后，再进行发掘。十几个农民工就等着我画，我要是画不完，就会影响发掘进度。”

2014年，距二里头遗址发掘已经过去了55周年了。这一年，社科院考古所发表了5卷本《二里头》考古报告。报告中绝大部分插图是王丛苗手绘的。

在二里头工作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他们大多是当地农民。现任二里头工作队的队长许宏和王丛苗是同是1963年人，1980年，两人同时参加了高考。许宏考上了，王丛苗却没有考上。

2012年，王丛苗被定级为高级技师，在这个技术工种里面已经是到头了。“我去年学习掌握了PS（绘图软件），今年还准备学AI（动画软件）。”

王丛苗在考古所工作了32年。她说自己喜欢工作队里面的氛围，这里的每个人都文质彬彬的。早些年，工作忙时，王从苗会把自己两个孩子放在工作队。现在，他们一个在上本科、一个准备念博士了。

2014年，国务院批复在二里头设立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这一年，王丛苗花了7000元，把自己的电动车换成了一辆二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