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及战略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中国人民把注意力转向恢复国民经济方面。毛泽东在1950年6月6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美国乘机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并把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同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直接侵犯中国主权，对中国构成了现实的巨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策层反复讨论，作出了派遣志愿军赴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与美军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这一壮举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的气概，而且也是中国领导人统揽全局后作出的正确抉择。

一、 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海峡后患无穷，抗美援朝势在必行

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做出“接受国际义务”的诺言为借口，拒不承认新中国，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限制对中国的战略物资出口。这些敌对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极大愤怒。中国的政策是针锋相对：“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1]这样，中美关系无可挽回地恶化了。 

1950年在东北亚爆发的朝鲜战争对于已陷入僵局的中美关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它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巨。朝鲜战争不仅造成了中美两国的巨大伤亡，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台湾问题复杂化，由此发展成中美关系中的巨大障碍。这就引发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问，冷战后苏联解密档案资料显示，朝鲜战争是金日成开的第一枪，美国干预，中国应不应当抗美援朝？还有人质疑，中国抗美援朝不仅造成巨大伤亡，而且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形成中美关系中的巨大障碍，是否得不偿失？

历史的事实是，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时，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38度线为临时分界线，分别接受日军的投降。美军和苏军分别进驻南、北半部。这本应是暂时的现象，因为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朝鲜在战后应获得“自由独立”。可是，不幸的是，美国在南半部实行军事统治期间，于1948年5月进行所谓“在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组成“国民议会”，通过“宪法”，并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美军于1949年6月撤出。朝鲜半岛北半部于1946年2月成立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1948年9月召开第一届最高人民会议，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9月9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年12月，苏军撤出朝鲜。这时，朝鲜已被人为地分成两部分，出现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当时朝鲜南北双方都在磨刀霍霍，试图武力统一。由此，军事磨擦不断，冲突愈演愈烈，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酝成一场全面内战，这是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朝鲜战争爆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是南北双方谁先动手，都纯粹是朝鲜人如何实现民族统一的内部争端，不应由别国插手。美国却认为，这是由苏联人策划的共产党人在全世界进攻的信号，“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如果南朝鲜政权被推翻，苏联“将把亚洲一块块地吃掉”，并继续吃掉中东和欧洲，从而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如果南朝鲜军队顶不住，美国就必须进行干预。美国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2]

在这种思维作用下，美国借题发挥，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6月25日当晚即在内部下达命令，27日又发表声明，命令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出动海军、空军对朝鲜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而且命令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同日，美国还趁苏联代表缺席、中国席位仍被蒋介石集团占据之机，操纵联合国通过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向大韩民国供应为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安全所必须的援助”。[3]

随后，杜鲁门下令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7月1日，美军先头部队进入朝鲜作战。7月7日，美国继续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由美国指挥的“统一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号，组织“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作战。美国还宣布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恢复殖民统治的战争和增加驻菲律宾的美军。

这美国就从朝鲜、台湾海峡、印度支那三个战略方向，形成对中国的向心迂回进逼之势，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