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将在对立和博弈中发展前行（3）

对中国崛起的恐慌焦虑是右翼势力发展的基础

邸文认为，与德国相比，日本在对待战争罪责问题上态度恶劣，究其原因主要有五点：

一是利益问题。由于战后日本的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造不彻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未能得到根除，对战争罪犯的东京审判也不彻底，一大批二战疑犯进入日本政坛或经济界，他们对战后日本7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界的影响力仍然强劲，并且与日本战后政治界、经济界的利益密切地纠缠在一起。

二是需求问题。由于美国的包庇，日本没有悔罪的需求。由于美国出于冷战爆发后对抗苏联和中国的战略需要，大力扶持日本，日本经济很快恢复并成为经济大国，军事上因为与美国结盟其地位得以提高，对日本来说不悔罪可以生存并发展，没有悔罪的需求。而且，日本企图通过向遭受其侵略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来漂白战争罪行，没有悔罪的外来压力。因为二战疑犯没有受到惩罚反而继续领导日本，成为政治和经济精英，所以日本民众感受不到对日本二战罪行进行反省的动力和压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全球反恐的战略需求，支持、纵容日本突破和平、解禁集体自卫权，抬高了日本的军事地位，日本更加有恃无恐，感受不到悔罪的压力。

三是日本认力、认利的文化影响。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走的是一条向西方强者学习，以强权掠夺弱者特别是落后了的中国从而走向强国的道路，形成了一种认可强者、崇拜强者，鄙视弱者，掠夺弱者的文化。对于二战中日本的战败，他们认败不认罪，反而辩护、美化其侵略行径，对于自己遭受的原子弹伤害充满抱怨，对自己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则采取漠视态度。

四是追赶型的国家发展特点。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在其兴起过程中，伴随其向强者学习、崇拜强者的是充满着对强者或潜在强者的恐惧与焦虑。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民众的恐慌和焦虑感愈加强烈，这成为右翼势力发展的社会基础。

五是日本近来经济低迷，面对中国和韩国的迅速崛起而深感焦虑，试图以不反思历史改变日本的战败国的形象，为修改日本和平宪法造势，幻想重新找回昔日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辉煌，并以此转移国内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发展军事刺激国内经济。

中国能辨证、睿智地驾驭和处理两国关系

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邸文充满信心。她表示，安倍政府伤害中国、韩国等邻国感情的种种言论和举动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中日关系将会出现紧张状态，在对立和博弈中发展前行。通过改革开放强大起来的中国，从全球化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发展的视野审视，从全球和地区的战略高度出发，能辨证、睿智地驾驭和处理两国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强，发展和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日本不悔罪的言论和行为决不答应，进行驳斥和斗争，随时准备痛击日本对中国的任何进犯。在政府层面进行谈判， 应对和解决争端问题，争取双赢。在社会民众层面，加强两国的经济、文化和民间往来，促进了解、互信和关系改善。当前日本国内的和平民主的民众团体是制约右翼势力发展的力量，尽管暂时力量弱小，但是仍在发展，他们是代表日本和平发展力量的未来。

（本文采访文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宏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