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时换成丘吉尔，他立马就知道马歇尔真实意图，可只出卖过别人而自己则尚未经历被“同一战壕战友”出卖之痛的蒋介石还真的不知道：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大战中与苏联联手，才使美国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即将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大概只有等到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特别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与毛泽东握手后才能体悟出丘吉尔刚走过的那段“天路历程”[174]的酸痛心情。蒋介石对马歇尔真有点“恨铁不成钢”，他在8月3日的日记中自问而不知其所以然：
美国民族性之直率，乃至令人难解；以马歇尔如此重要人物，竟为共党所欺侮，而不自悟。甚至美军在平津道上遭受共军袭击，大损其国誉与军威，亦不之顾；而反于我政府在直接间接有形之中，施以压力，彼以为唯有如此，方能达成其调解之目的；殊不知共党与俄国决不容许其调解之成功也。[175]
读不懂马歇尔的蒋介石，当然也读不懂斯大林。其实此时的斯大林真的是在盼望马歇尔“调解之成功”，马歇尔与斯大林在分工合作以期瓜分中国。蒋尽管对马歇尔忿恨，但对美国仍坚贞不二。5月11日，蒋介石接到苏驻华使馆邀其访苏的迫切请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表达了其对美国的忠心：
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唯此事婉拒后，彼将以所谋不遂，恼羞成怒，盖可断言。[176]
对美虽忠心如此，又有当月20日四平攻坚战的胜利，蒋还是没有换回马歇尔的“回心转意”，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都强烈要求蒋介石接受斯大林的邀请”。[177]蒋公此时很可能将马歇尔的“强烈要求”当作对他忠心的试探，1946年5月31日他在日记中透露出内心“海枯石烂心不变”的痴情：
此次婉拒斯大林邀约赴俄会议，为我外交成败之重大关键。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然余深知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是适中斯大林离间中、美之阴谋耳。故对美、对俄之外交政策，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178]
6月7日，国共两军宣布休战15天，6月26日，蒋介石决定摆脱马歇尔的“调停”，撕毁停战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7月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通过“戡乱方针”，7月5日，又颁布了“总动员令”。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谴责美国“马歇尔、魏德迈采取武装干涉政策”，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对此，蒋介石以极复杂的“闺怨”心情写道：
马歇尔因中共发表“七七宣言”，颇受刺激，彼明知欲使共党接受其调处，已无希望，但仍一意对共党迁就，并不断对我施用压力，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绝续于不顾。至可痛惜也！[179]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客观地说，蒋介石拒绝马歇尔“调停”与毛泽东在1949年过江前夕不听从斯大林的“劝阻”的性质是一样，目的都是要避免中国出现“南北朝”局面，尽管他与毛泽东分别代表的阶级之间势不两立，但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他们两人都表现出与美苏霸权主义不妥协的勇气。两个人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差别只在于他们代表国内不同的阶级利益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的中国前途。今天不难假设，如果当年蒋介石取胜，他的政府带给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尼赫鲁带给印度的那种“拉美化”的中国。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则带给中国的是一个有独立国民经济体系支撑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180]
然而，即使蒋介石的这点“半独立性”马歇尔也不允许，马歇尔要求的是中国事实上的南北“分治”（实质就是南北分裂！）。马歇尔在当月写给杜鲁门的信中作出为实现美国在华利益不惜“换马”的暗示。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
当我阅读马歇尔报告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有一些人愿意根据一个和平解决方案来共同工作。但是双方也都有一些极端分子不要谈判，决定拿武力来解决他们国家的命运。[181]蒋介石委员长自己则似乎介于这两类人之间。在今年春季，他周围的温和派的影响无疑是占了上风，他同意做些让步，尽管表现出了不十分甘心情愿的样子。然而，现在看来好像是极端的军队集团得势，他不再愿意再听取马歇尔的忠告了。[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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