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田光繁:最早的“日本八路”(2)

前田光繁:最早的“日本八路”(2)

摘要:对70多年前那段在中国的经历,前田光繁仍然记忆犹新。他参加八路军时才23岁,到今天已经过了70多年。

前田光繁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名日本青年参加八路军,会受到八路军最高统帅真诚热烈的欢迎。

马上就99岁的前田先生,1916年9月25日出生于京都小手工业家庭。小学毕业后,他便到一家商店当学徒,十七岁入伍海军,由于身体有病提前退役。病愈后,1937年6月,他来到中国,进入“满铁”公司工作。1938年春,他被派到河北省邢台前一站叫双庙的小车站做监工。1938年7月25日,他被八路军129师所属的游击队俘虏,送到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在这里,他和129师敌工部长张香山相识,两人睡在一个窑洞里。经过半年多的教育,他认清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侵华战争。

1939年11月7日,以前田光繁为首的七名日本八路,在八路军山西省林县麻田村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是八路军根据地内第一个日本反战组织。随后,反战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战场。

这些“日本八路”主要对日军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具体的有向日军散发传单和慰问袋,使用电话和铁皮喇叭直接向日军喊话等。随着工作的进行,投诚的日本人不断增加。到1942年,“觉醒联盟”与其他反战组织合并,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后来又在日共负责人野坂参三的领导下改称“在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解放联盟共发展建立了两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19个支部,盟员1000多人。

1942年年初,前田光繁奉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面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一面担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政治干事。在日本共产党负责人野坂参三的领导下,他做了很多工作,参加了很多大型、重要的政治活动,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展现了才华,发挥了聪明才智,同时也经受了更多的锻炼与考验,最终锻炼成为一名在华日本人反战的领导核心人物。随着他们的努力,在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42年8月下旬,在延安同时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大会,前田光繁当选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会长。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8日,前田光繁作为副队长,带领250名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从延安急行军到东北。前田光繁和部分日本工农学校的干部参加了“东北日本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的领导是他的老上级李初梨和赵安博先生。

后来,前田光繁奉东北局的指示,去东北航空学校工作,担任日工科长。这是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一个学校,其教员、技师、飞行员都是原关东军日本航空教练大队的成员。前田光繁负责这些日籍航空教练员、技师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了第一个航校——东北航空学校。

这个在艰苦环境中成立的航校,培养出中国空军第一代飞行员和领导干部,如张积慧、王海、林虎、李汉、刘玉堤、韩明阳等。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式上,天安门上空雄伟的机群飞过,这些飞行员全是日本老师培养出来的,中国有了自己新型的空军,东北老航校便是中国空军之母!

由于工作的需要,1953年他从东北老航校又到马列主义学院第2分院教务处任副处长。

1958年6月21日,前田光繁和在航空学校认识的妻子以及儿女回到日本京都。当时正逢冷战开始,岸信介右翼政府执政,世界上也正赶上“麦卡锡旋风”,因为前田光繁在中国工作时间长,又是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国当过“八路”,做过重要工作,日本政府的公安调查部门对他全天监视,电话监听、调查和跟踪他,认为他是危险的赤化分子,他因此找不到正式的工作。

前田光繁回到日本后,隶属于日本共产党。1967年,日本共产党把他们这些从中国归来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开除了。前田光繁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和几位被日共开除的老战友一起组成了椰子实会(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那个年代为了生存,就低调地叫作椰子实会。

他是第一任会长。他以自身的经验在日本各地到处讲演反对侵略战争、坚持日中两国民间友好。他经常参加中日友好活动,讲他的奇特经历,讲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讲八路军的人道主义,并在报刊上写了大量的文章。

前田光繁说:“刚回国时,日本公安调查部门的人搬到我的隔壁住,便衣警察跟踪、调查我,监听我的电话,他们以为我在中国干了什么坏事,回国是不是也要搞危险活动,总之对我是怀疑并有神秘感。”

1984年,前田光繁和战友香川孝志合出了一本书《八路军的日本兵》,真真实实地将他在中国的经历都写了出来,大概是警察看了他的书,知道他没干坏事,反而干的都是对日本人有利的事情,也就不再注意前田光繁了,隔壁住的“邻居”也搬走了。

由于没有过正式的工作,前田光繁一直到80岁还在打工(烧锅炉),如今他靠一点微薄的养老金度日,生活十分简朴。去年7月26日,前田光繁先生的儿子前田哲夫把他接到神户,进了神户市属的老人院,每月费用只需十万日元,养老金刚好够用。而他原来在东京的老人院是私立的,一个月需要26万多日元,无力负担。

我对前田老先生说:“您是1939年入伍的老干部了。现在生活窘迫,我想给中国有关方面写信,给你一些生活补贴,一是帮助你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二是表示中国人民对你的感谢之情。”老爷子却笑嘻嘻地说:“不要写啊!中国已经给我很多很多,我只有感谢中国,哪能伸手要什么?千万别写!”

责任编辑:刘佳星校对:李丹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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