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中国结构转型的“命门”（2）

向六大结构“锚地”精准抛“锚”

记者：您提出以“人本型结构论”探索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困难在哪儿？

常修泽教授：难在如何将其贯穿到中国经济的六个结构中并予以展开。在我心目中，“人本型结构论”不是“空心菜”，而是“实心砖”。如何避免把它“异化”成空泛的概念和范畴，真正成为实实在在的红线和“核心范畴”，这对我是个挑战。如果不落地，就是《红楼梦》说的那个“镜中月”“水中花”。

那么，如何使其真正接上“地气”呢？我将该核心范畴的落地比作轮船在“锚地”抛“锚”。六大结构看成六个“锚地”，对每个“锚地”都要精准性地抛“锚”，而且让它牢牢“抓地”。这就是我的“抛锚”论。

记者：“抛锚”，很形象。怎么抛呢？

常修泽教授：六大结构都存在不同的问题，要瞄准核心目标。简单说，需求结构：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资源环境：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这六大结构都用“人本”一线牵。

记者：您能结合供给结构（产业结构）谈谈吗？

常修泽教授：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应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中国“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将是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时期。2011年我曾出席国务院服务业规划座谈会，提出了自己关于发展服务业的意见，书中附录发言提纲，新书进一步提出“供给结构：重在发展与人相关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与此相适应，建议国家明确提出“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战略和行动方案。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中，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哪个是“短板”？书中明确：生产性服务业是“短板”，要补足。生活性服务业应研究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后，人民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我在书中强调应开拓生活性服务业新领域，例如，养老养生医疗健康产业。我写了12个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健康产业。”

“这本书，与天津，与南开，渊源很深”

记者：从书中看出，您以１９７９年参加国务院原财经委员会“经济结构调查组”为起点，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及其体制问题作过多年研究，有较厚实的理论积淀，书中将当年您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时研究发表的某些成果原件链接，让天津朋友特别是南开校友，看了很亲切。

常修泽教授：这本书，与天津，与南开，渊源很深。１９７９年，即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当时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曾组织了一个“经济结构调查组”，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和马洪两位先生领衔，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及其体制障碍进行深入调查。那年，我刚刚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谷书堂教授带领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经国家有关部门与谷老师协商，我被临时借调到国务院财经委经济结构调查组工作。这是在我学术生涯中研究经济结构的起点。在经济结构调查组，我被分到东北组，后被派往黑龙江实地调查。从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底，在冰天雪地里调研了７０天，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如果没有当年谷老师派我到国务院财经委经济结构调查组工作，不会有后来对经济结构的深切体悟。

记者：这里有件令记者感慨的事，书中第六章第一节链接了您35年前在《南开学报》发表的探讨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论文《“竭泽而渔”　后患无穷——经济工作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现在中国资源环境“后患已现”，不幸被您言中。

常修泽教授：这是我在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实地调查中产生的思想。当时写道：“笔者把上述各种不顾后果的过量捕捞、采伐、放牧，以及拼命地‘掠夺’土地、拼设备、‘吃老本’等现象，统统归之为‘竭泽而渔’。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对我国的生产建设早已产生不利影响，今后如再不重视，坚决纠正，必将引起严重的后果。正如周恩来同志生前所严肃批评的那样：这是‘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文章特别从理论上论述了“关于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这是比较早的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论文。所以《南开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后，《光明日报》的《百家争鸣》版转载。35年后看，真是“不幸而言中”。虽然对个人学术研究不是不幸，但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来说，则是不幸之事。所以，我在书中写道“３５年后再读到它，既感惊讶，又感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