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二孩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3）

从少子化现象来看，形势更为严峻。就总和生育率而言，2010年中国仅为1.53，而这一年中国则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为4200美元以下），相比之下，当年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则高达3.08，“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4200-13500美元）总和生育率是1.82，“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3500美元以上）的总和生育率是1.76。换言之，在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组的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全球所有三个收入组的综合生育率，即由于抚养成本等多重原因，中国夫妇的生育意愿已经十分低下，就连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

就“少儿赡养率”而言，在中国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组的2010年，这个数字是23.4%，而“下中等收入”组的平均值是51.6%，中国低一倍还多，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中等收入”组是30.0%，高收入组的是25.9%。就是说，中国的少儿赡养率与总和生育率的情况完全一样，低于所有三组经济体（“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平均水平。

上述总和生育率和少儿赡养率的曲线都经历了一个十分陡峭的下滑趋势：总和生育率从1965年的6.30，下降到1975年的3.01，在下降到1980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一个孩时的2.52，到1990年再次下降到2.00，到2000年下降到谷底1.48，由于单独二孩政策的原因，到2015年回升到1.55。少儿赡养率的下降曲线与总和生育率十分吻合：高峰也是在1965年，那年高达74.6%，接着就是逐年下降，1975年下降到71.9%，1980年降到61.0%，1990年是43.8%，2000年36.7%，到2015年再次降到23.5%。

老龄化与少子化的人口特征与发展趋势告诉人们，虽然中国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但是，人口结构的逆转发展趋势是“超高速”的，其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受到长寿风险和少子化的双重夹击，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受到一定威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正成为典型的“高龄少子化”国家，调整人口政策势在必行；二是长寿风险十分严重，但少子化趋势更为严重，它是中国人口急剧老龄化主要推手，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十分必要。

新常态下全面放开二孩非常及时

“十三五”规划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新常态下，及时准确地调整人口政策是非常必要的，从某个角度讲，是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一个重要举措。在经过2013年在全国范围开放“单独二胎”政策的“测试”之后，五中全会果断作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这是非常及时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面放开二孩，目的是为了“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个重要举措，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走向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首先，从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来讲，全面放开二孩将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举措。在长寿风险成为世界各国必须要普遍面对的社会风险之一的趋势下，除了移民，生育政策调整将是唯一可行的重要举措。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将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对社会公共支出将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明显增加，例如，养老金支出、老年护理与老年医学的支出规模、老年服务设施支出的投入规模等，都将持续提高，另一方面，中小学和儿童妇产医院等支出将不断减少，因此，在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社会公共支出上将存在着某种“置换”关系。

其次，就增加劳动力供给来讲，全面放开二孩是较长时期内一个治本的办法。其实，少子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早已初露端倪。在英文中有这样一句老话：“人口学就是经济学”（Demographics are economics）。2个世纪前，马尔萨斯曾有一句名言：“增长的人口意味着增长的经济和增长的税收”。众所周知，少子化必然导致劳动供给下降，在土地、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必将减少劳动产出，必将影响经济增长。大家知道，早在10年前的2005年，沿海一带就开始出现“用工荒”，后来逐渐蔓延到内地，劳动价格随之逐年攀升，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早已不复存在，有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向东南亚转移，沿海制造业面临困局。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少子化催生了新常态的提前到来，东北三省经济大面积滑坡就是一个明证：其就业人口外流导致其经济增长乏力。对刚刚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新常态下的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是撬动经济增长、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和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杠杆。

最后，就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来讲，全面放开二孩是一个重要尝试。全面放开二孩，既是社会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也是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举措，对促进增长、提高保障、稳定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面放开二孩，符合社会长期发展的需要和人民长期福祉的要求，在新常态下，是计划生育政策顺势而为、与时俱进的重大调整，是主动顺应人口均衡发展和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这是因为，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历史阶段之后，财政收入必将减少，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支出能力必将受到明显约束，进而将有可能诱发产生其他不利的社会因素，甚至出现社会动荡，从很多国家的教训来看，这时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恶性循环之中。对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来说，与单独二孩政策一样，全面二孩政策也是一个尝试，如同2013年底，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开放“单独二胎”政策时，有关方面估计，在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1100万对夫妇中，第一年大约能有200万申请生育第二胎，但结果却大大低于预测值，提出申请的仅有69万对；截至2015年8月底，申请生育第二胎的夫妇为169万对，在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妇中仅占15.4%。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已明显发生变化，养育孩子成本也明显增加，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之后，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在不断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因此，全面放开二孩之后人们的生育意愿将决定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方向，计划生育政策的内涵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