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重点经济工作的报告（3）

二、关于重点经济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的经济工作已有全面安排，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总体设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对明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这里，我重点讲几项任务。

（一）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双中高”。我国发展阶段、基本矛盾和发展中国家地位“三个没有变”，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清醒认识、牢牢把握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一些外国人对我们坚持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有质疑。中国GDP总量确实不小，已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在全球排第80位，我们怎么不是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总量排名和人均排名的差距，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也没有过。我跟许多外宾讲，你们虽然来过中国多次，但基本上都是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大城市看的主要也是繁华地带，一些城市离市中心不远处就有棚户区，中西部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落后。听了这样的解释，他们就说中国是“最富的发展中国家”。其实，我国哪里能算最富的发展中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都排在我们前面。我国发展仍任重道远，家底还不厚实，决不可歇脚停步，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当前就是要瞄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去奋斗。实现这个目标，GDP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据测算今后五年经济增速年均要达到6.5%以上。我们不片面追求GDP，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难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际上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讲的是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大块头的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长期停滞徘徊。中国一定不会重蹈这个覆辙，但也不能不警惕。只有保持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还要促进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也只有向中高端发展，才能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既是基于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的规律遵循，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保持中高速增长，才能保证财政税收、企业利润、居民收入有合理的增速，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条件；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既能扩大需求，又能创新供给，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能。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是两位一体、相辅相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努力实现“双中高”。这很不容易，有人说这是一条狭窄崎岖的通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闯过去！中国经济以中高速长期发展下去，并实现提质增效升级，中国的实力将大不一样，人均GDP就会超过1万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有更大提升，会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二）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速不再可能保持两位数的水平。要遵循经济规律和科学发展的要求，把经济运行调控在一个合理区间，并在这个合理区间内统筹好就业、收入、环境以及防风险等。这就对做好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的形势下，宏观调控要应对好经济波动和下行压力。经济增长不可能是一条直线，过去在年度、季度之间经济运行一直存在波动，而且波幅较大，有好几个百分点。近几年的波动明显收窄，波幅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过去经济增长在两位数以上时，人们对波动不太在意。现在情况却不一样，哪怕很小的波动，人们也会比较敏感。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长6.9%、工业增长5.9%，而就业是稳定的。2009年一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也曾出现过GDP增长6.2%、工业增长5.1%的情况，但当时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对当前的经济波动要关注，但也不能用“大水漫灌”、超发货币的办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都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直到目前，多数国家还没有退出。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规律，退出量化宽松时经济肯定会减速。我们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双中高”，不能靠超发货币，不能有这方面的路径依赖。当然，我们要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这就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用好积极财政政策空间相对较大的优势，合理运用降准、定向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手段，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妥善应对和化解风险，促进经济筑基固稳。

这两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通过优化组合，挖掘财政资源的潜力。比如，有不少财政存量资金趴在账上“打呼噜”，对此我们下了很大力气来盘活，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在仍有潜力。下一步，我们要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改变像“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等不合理规定，切实把沉淀资金盘活，用来促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高，今年赤字率也就是2.4%左右。欧盟在成立之初签订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财政赤字率要控制在3%以内。对这个标准，欧盟各国并没有认真执行，有的国家甚至达到7%、9%。我国的赤字率也曾到过3%。我们无须照抄他人的标准，但即便按3%这个标准，还有0.6个百分点的空间。至于债务率，2014年，美国是105%，意大利是132%，法国是96%，英国是89%，日本高达246%，相比之下，我国只有40%左右，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率只有17%，地方政府的债务率虽然高一些，但其中70%左右的负债都是有资产支撑的，像地方高速公路、一些大型水利设施等，是可以收费、有回报机制的，这与很多国家政府债务不一样，他们是拿去发福利、当消费花掉了。我国中央政府债务还有强大的资产作保障，比如央企的资产。可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潜力可挖，还能加力增效。

货币政策方面，这几年，我们一直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并注重松紧适度，广义货币（M2）增速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综合考虑GDP增速、CPI上涨幅度、再留一点余地。今年M2增速保持在13%左右，这是正常增长。当然现在货币池子里的水不少，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传导机制，把更多金融活水引向实体经济。我们灵活运用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适时降准、降息，来保持市场合理的流动性。我们还创造了定向降准的办法，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等的支持，进一步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对大银行，我们也有规范合理的考核机制，只要它有效服务小微企业，我们同样也给它降准。我们还注重运用创新性金融工具，如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给予政策性过桥贷款、中长期融资债券等支持；再比如最近又推出了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这也是为了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方面我们也有较大的创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