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5）

四、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既有“万花筒”般的多样性，也存在内在一般规律和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前者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个性，后者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共性。基于此，对政治文明进行哲学观照的政治哲学的建构也面临着正确处理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的问题。人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部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发展逻辑内，“共性”内容具有客观性和普适性，其蕴含的内在逻辑是不能被轻易否定的。各个政治实体又因各自国情、文化的不同，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选择了最适合自己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是政治发展模式形成的客观条件。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对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强调得多，对自身的特殊性关注得不够。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过程中，需要辩证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按照政治发展的现实要求，应该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作为重要的理论建构方法。

(一)应在把握人类政治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

人类政治发展有共同的规律性，存在一定的共同性主导原则，如生产力发展因素、社会生产关系变动原因、利益格局调整因素等，这些基本动因推动人类政治生活的跃迁，成为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此同时，任何政治实体的政治实践推进都有着彼此间的“边界”。这个边界的形成，皆因政治发展的个性存在。这些政治实体推进政治发展，是与各自政治生活的实际、政治实践的阶段性要求相适应的过程，由此发展出适合自身特质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样态。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同样是在政治发展的共性基础上推进的。

注重“共性”，首先意味着尊重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也是尊重人类文明的体现。尽管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路径和呈现状态差别巨大，甚至彼此对立，但其中的共性的东西，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反思中，对人类政治发展“共性”的思考不能缺席。把握本质，会增加科学认识自己政治发展选择的可能性。“共性”往往是“个性”认知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思考中，应该更加注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个性问题。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实践方式和呈现状态，尤其是有着特殊的“中国式政治议题”，这些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思索的“个性”化的议题。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个性，源于我们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国情的阶段性、执政党的唯一性等。对这些方面的理解，离不开政治哲学的参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国情是人口众多而生产力相对落后，现实政治生活、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社会化程度必与其相适应。中国政党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党内民主和权力监督制约问题亟待解决。中国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一方面，政治对国家、社会和广大公民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家、社会和公民的诸多事务，也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或者需要从政治层面加以考虑。这些独特性因素的存在，使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了特性，也需要政治哲学更多地关注“个性”，进行更多的基于共性的个性思考。

(二)应在汲取人类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具有中国内涵的政治价值、政治理念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6)人类政治文明是有机的统一整体。人类政治文明经过长期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实践与智慧的成果，成为具有共识性的政治财富。这些精神成果是我们在政治建设过程中应当吸收和借鉴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此应有充分的哲学思考。对人类普遍政治发展成果“闭关锁国”，是缺乏政治自信的表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一味地拒斥不符合这一思想路线。在这个方面，不宜再搞所谓的“政治挂帅”。这不是说我们要放弃自己的原则，而是要有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勇气和信心。同样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政治文明主体，我们政治发展的经验和成果，同样也是世界政治文明家族的共有财富。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一些重要精神资源，需要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吸收借鉴。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人权等，尽管有不同解释方式和内涵，但已经成为现代人类政治文明普遍认同的政治价值方向，是不能也无法忽视的。

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提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符合历史主题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价值、政治理念。吸收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不是“全盘照搬”。对当代中国而言，既不能抄袭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民主发展模式，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运作方式。政治发展方式的选择尤其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符合自己的国情和人民的基本愿望，不能倒退，也不能超前。同样的，符合本国实际的政治价值，才能真正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比如民主，既是一种观念，也是制度选择。但不同水平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历史文化基因、现实的复杂国情等，都使民主具有了多样性的内涵，民主的实现形式日趋多元化，完全不存在照抄照搬的基础。美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也并没有追随欧洲国家的民主制度选择，而是基于自身的现实条件，建构了具有美国特色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制。同样，尽管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从主观上不断推动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政治价值，但完全效法美国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不多见，而那些照搬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则很少有成功的案例。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制度也存在差异，同样不能照搬。邓小平曾指出：“我们两国(即中国与波兰——作者注)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27)。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西方经验不能支配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不会简单地重演他人以往的经验。这就是中国特殊论的基本命题。”(28)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旗帜鲜明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五、结语

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亟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实指导。“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9)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发生了转型，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迁。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政治领域的改革日益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成为不可回避的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广泛议题。这种政治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动，对国家和社会影响深远，出现任何偏差，都将产生不可逆的后果。因此，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如何合理运作、政府治理如何达致现代化、政治制度如何完善和发展等，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照的对象。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引领、把关、前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使命。从面向“中国问题”、坚持重在建设的角度，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有符合研究实际和研究对象的辩证思维，这就是要在继承基础上开拓“创新”的领域，在反思基础上思考“超越”的边界，在理想基础上关注“现实”可能性，在共性基础上发挥“个性”的优势。如果缺失这些角度，我们的哲学建构就成为书斋中的文字游戏，从而无法回应国家与社会的时代性要求。其中，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这一活的灵魂。一方面，要使理论建构达致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目标。理论思维活动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思想观念的逻辑化、系统化，使理论表达更加透彻地反映实践活动的发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说，就是要逻辑地再现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活动，实现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精神生产的继承性，借鉴吸收既往精神资源。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说，既要吸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核心要义，也要正视西方政治哲学所张扬的合理主张。唯有如此，才能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过程中，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全面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才能充分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引领作用。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