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中原：以“创新”为主线 把脉“十三五”经济发展（9）

（六）构建发展新体制

这一部分的内容包括加快形成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等。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产权得到有效保护，要发展新体制。过去，国有的科研院所是财政拨款，不允许他们卖自己的科研成果，所以大家就没有积极性了。刚才我所说的中国创作文化束缚创新，那只是非常侧面的、非常边缘的原因，最核心的内容在于我们对产权的保护、界定、确认、交易和分配的规定。如果它不能够交易，那它怎么能够分配。而现在，允许卖了，还允许卖了以后可以自己决定，这样一来就可以去交易了，也只有交易了才能知道市场价值多少。

还有就是分配制度的改革。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说科研人员劳务费可占项目经费的70%，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没有新体制，想鼓励创新是很难的。

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和莫言，都不是由官方推荐的。很多年前，我问过科技领域的老领导，中国的什么成果最有希望得到诺奖？他说是童鱼和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两个在科学界是呼声很高的，也是中国首创。童鱼是童第周教授领衔研究的一种特殊的生物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了。

童鱼和人工合成胰岛素之所以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诺贝尔奖评的是个人，不是集体，而中国的研究就是集体的成果。虽然童鱼是童第周教授领衔的，但还是不行。所以，屠呦呦在70年代就发现了青蒿素，却在40多年之后得了诺贝尔奖。这个奖为什么给她？第一，她把这个理念引入团队之中。第二，她把青蒿素提纯到百分之百，而别人只能做到75%，所以药效没她的高。第三，几十年间，青蒿素在世界上治愈了几亿病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创新理念、创新体制也是很大的冲击和新的导向。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去引导科研人员呢？

后来，我也从侧面了解到，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者科协来推荐屠呦呦，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虽然我们也需要集体合作，需要奉献精神，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很多时候，科技创新也是一种个体的劳动，它的个性非常强，我们不能去压制，那样是出不了人才和成果的。

莫言也是一样，没有政府部门和作家协会来推荐他，这也说明他没有官方色彩。大家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意识形态色彩太重了，而莫言得奖，正说明这背后没有政府操控，没有政府背景，因此更有说服力。所以，我们要鼓励创新的人才机制、制度、环境，这并不是说要颠覆以往有效的一些东西，而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以“创新”为主线，构建发展新体制，“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就提出，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都要去创新。

（七）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这部分内容和年度的经济调控很有关系。以往我们讲“加强”，也就是把“加强”放在前面，而现在，是把“创新”放在前面。创新体现在哪里？就是坚持总量调节与定向施策并举，短中长期结合。这种提法是很有新意的。宏观调控就是年度调控，但是为什么要把短中期结合在一起？大家知道，保护环境是中长期的，调整结构也是中长期的，但是，在年度宏观调控里把保护环境和调整结构都放进来了。十几年前，一个院士就提出来说，你们讲经济形势、宏观调控，从来不讲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因为我们讲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并不包括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明确加上保护环境、调整结构。

调整结构并不是一个总量政策能够解决的。因为总量本身并不区分东中西、行业之类的。总量就是调整利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东、中、西三大地带，西部说，我们穷，你别给我们提高利率，提高利率我们的融资成本高了，就活不下去了。那就应该给西部低利率，给东部高利率。但是，我国实行的是总分行制，由总行统一调度全国分行的资金。总行一看东部收益率这么高，就把西部资金全部给调走了，西部还有资金吗？所以，虽然是总量政策，但不可能这样考虑问题。这样一来，宏观调控的政策就要考虑这些问题。货币政策出来了，央行调整了利率，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但是区域不平衡怎么办？就要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相关的区域补贴、扶贫政策等。因此，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是把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相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