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文化滋养政治生态（2）

二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迥然相异的社会政治生态。

400多年前的1583年，一位意大利人来到中国，经过百般努力，终于将大明帝国之门推开了一道缝隙。他就是利玛窦。在明朝官署绅门之间游走几近30年，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在其去世前的1608年开始撰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中，他以冷静、客观、细致的笔触，回顾了其在华的近30年经历，特别是与各色官员打交道的情况，对明朝晚期廉吏守正与污吏贪鄙、宦官横行等官场生态，有着生动的记述和深刻的揭示。

在这位西方传教士的笔下，既有热情而谨慎、乐于助人而又善于自保、爱财却又节制有道像岭西道王泮、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大学士沈一贯等传统知识分子，也有像江西巡抚陆万垓、两广总督郭应聘等官员，他们既不排斥传教活动，也不接受传教士礼物，而是以一种清风明月式的关系，表现出君子之交的清雅与淡泊情怀。

然而，在其笔下展现更多的则是已经逐步走向式微的明末社会政治生态。一些大权在握、徇私枉法的地方官员或朝廷大臣公开索贿，“有时候，被告送给大臣一笔巨款，就可以违犯法律和正义而得以活命”。利玛窦在南昌时，他手下的郭居静神父就受到了韶州府“第三位官员（指董廷钦）”的勒索和报复，“他毫不迟疑地运用他的职权以图报复他认为是神父对他的侮辱。侮辱的根源是他怨恨当他想要他们的天文钟时，神父们没有把它留给他家。他接受了暴徒的诉讼，把教团的两名仆人叫到他的衙门，当着原告的面痛打他们”。

还有一些官员就像今天我们社会中出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样，他们利用职权私贪暗占，比公开索贿者做得巧妙而隐蔽。比如两广总督刘继文，他还未到肇庆上任时，就将利玛窦等传教士遣回澳门，然后顺理成章地霸占教堂作为自己的生祠。

对此，利玛窦有着深切的体会，他说：“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

当然，在我们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私人笔记、市侩小说中，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政治生态现象，也有着丰富的记载。尤其像晚清的《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讽刺、谴责小说，对官场的黑暗、世道人心的险恶，更是揭露得入木三分，分析得鞭辟入里。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每个朝代都有过相对清明的政治生态，也有过污浊腐败的政治乱象。前者确保了王朝的兴盛，而后者严重腐蚀了社会政治肌体，除少数所谓明主通过革除弊政实现了中兴之外，多数都直接导致了王朝的崩溃与衰亡。

我们说殷鉴不远，我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照镜子可以正衣冠，读史可以知兴替。改革开放以来，机制体制改革以及相关配套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政治生态出现乱象和问题，应足以引起我们的震撼和警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重构政治生态，营造廉洁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是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全党、全国人民只能赢不能输的一场艰巨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