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科技热点之辩（3）

修改人类胚胎基因之辩

支持者认为，这是科学研究又一次被戴上“紧箍咒”，反对者表示，生命伦理学只为提醒“我们应该做什么”。

今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将首次利用CRISPR/Cas9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蛋白质与细胞》上，一夜之间将研究团队和杂志本身推到了风口浪尖。

研究的支持者认为，这是科学研究又一次被戴上了“紧箍”，反对者则表示，生命伦理学只为提醒科学家，“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做”。

对于人类的基因改造，学术界的分歧一直很大，关键问题就在于伦理道德。

目前，有近20个国家立法禁止改造生殖细胞的基因，尽管美国国会没有颁布法律明令禁止这项研究，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也正式声明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国内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就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而言，我国科学家利用CRISPR/Cas9技术在不可存活的人的三原核胚胎进行基因组编辑的研究，是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的。主要原因是该项技术目前处于研究阶段，并未临床应用。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科学家和患者等利益相关者没有广泛、充分地讨论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影响，也不清楚该不该做、如何做，缺乏相应的伦理准则、管理规范和严加执行。那么，尽管理论上这类研究不该被完全禁止，现阶段也以暂停为好。

黄军就被《自然》评为2015年度十大科学人物，肯定了该项技术的潜在价值，但最大的疑虑是，由于复杂的伦理争议问题尚未解决，一旦它高调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可能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导致误用、滥用，后果不堪设想。有研究者担心，如此一来，迟早会有基因修饰婴儿出现，非医疗目的的基因修饰技术也会乘乱而入。

有专家提示道，“科学研究并不是无禁区”的。特别是在基础科研领域，国内相应的伦理管控并不严格。许多科研项目在申报和立项过程中，没有伦理审查的过程，项目验收时，甚至根本没有伦理方面的考量。这足以见得，生命伦理学在国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