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军改革：剥离军种指挥权（2）

外界普遍认为，俄军这次改革之所以取得明显进展，是由于俄军在格鲁吉亚的战争当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受到了来自军内外的巨大压力。同时，还有一个原因是俄最高当局的强力主导。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面对重重阻力，俄总统和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毫不妥协，强行将军种中央指挥所并入总参，军种总司令退出作战指挥链，才建立了以联合战略司令部为重心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在改革过程中，空军总司令泽林和海军总司令维索茨基坚决反对取消军种指挥权，即使是在国防部做出决议后，二者仍通过接受采访等方式表达不满。为巩固改革成果、确保军种顺利交权，俄最高领导甚至于2012年5月6日同时解除了两人的总司令职务，有力地震慑了改革的反对者。

目前，俄军已经形成了国家和战区两级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国家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是由俄总统和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部构成。总统是在国防部长的协助下，依托总参指挥国家层级的联合作战以及核打击力量、空天军、空降兵作战。战区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包括东部、西部、南部和中部4个联合战略司令部，主要负责指挥辖区内各军种的联合作战。根据战略形势的变化，2014年底俄又组建了北极联合战略司令部，主要负责北极方向的联合作战。

俄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特点也非常鲜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始终在国家和军队最高当局的关注和指导下推动改革，通过颁布总统令、国防部长训令等方式，力排众议、破除阻力，保证改革进程。二是既吸纳借鉴美军的经验，又充分考虑国情、军情和自身的特点，保留了自己的军事传统，主要是通过调整、改造总参体制和军区体制来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三是坚持总参放权、军种让权，强化战区的联合作战指挥权。现在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俄军改革论证不充分，仓促上马，过于激进，导致改革出现了反复。

俄军理顺联合作战指挥关系，特别是剥离军种指挥权，历经了从1992年提出依托军区搞联合的改革构想，到2012年通过改造总参和军区的方式初步确立起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近20年的时间。其间，俄军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与成效相比，可以三七开。利弊相较，只要大方向认准了，有决断总比没决断好，早决断总比晚决断好。

纵观俄军的改革，是在一种巨大的外部压力的推动下进行的。回过头来看，俄军最初改革的动因，是在苏联解体、两极体制终结这场大震荡后，整个国家全面转型和北约东扩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失去了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安全环境急剧恶化，军队的使命发生了战略性的变化。正如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所说：“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最困难的一个时期。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俄军必须对整体的国防建设进行全新的思考，并对自身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面临着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保留原苏军体制，还是建立一支近于英美式的西方军队体制？迫使俄军做出选择，对原有的体制进行再造，以尽快适应新的环境，从而掀起了1992年到1999年的第一轮改革。之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对俄军冲击很大，俄周边环境急剧恶化，一个西方构筑的“危险的包围圈”正一步步逼近俄罗斯，俄军发现传统的体制明显赶不上现代战争的节奏，更没法打赢现代战争，形成了2004年到2007年的第二轮改革。2008年8月俄格冲突，这场战争仗虽然打赢了，但打得很艰难，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战争结束两个月后，俄最高领导人痛下决心，以“武装力量新面貌”为名进行彻底的改革，并一揽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诸多“老大难”问题。可以说，外部挑战和内部转型对俄军改革形成了倒逼效应，这是一场绝境求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