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去行政化并非弱化管理（2）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行不悖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高校的有效运行需针对上述两类活动建立起其相应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系。大量学术活动的决策和组织需要符合其分散、自主、自由、自治特点的以学术判断为主导的学术权力，更多强调决策的自主性，管理的宽容性，包括评价上的容错性，因为我们必须允许研究上的失败和试错，且因真理经常在少数人手中，所以行政决策惯用的领导批示、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等投票机制在这里失效。而代以施行的是自我决策、学术研讨、同行评议、学术委员会判断和决策等，学校大量与学术相关的如学术、学位、教学等委员会的存在主要是广泛听取意见，相互启发，以使学术少走歧途。

作为大学，办学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各个学校必须明晰其发展特色、重点、品牌和战略定位，以有效利用资源实现目标。这时，既需利用上述学术权力进行学术决策如大学特色、专业选择、研究定位、育人模式等，又需要为上述学术活动的顺利运行提供大学的战略指导、获取充分的资源、构建合理的组织机构、完善各类行政服务和运行支持。而这类活动的管理决策机制与学术权力完全不同，不是基于学术判断，而是基于针对学校使命和战略的资源有效支配的行政权力，不再是分散的自由和自治，而是相对集中的服从和整体的协调。此时，战略、规划、人事、预算、权力、决策、执行等管理技术就成为必要。

因此，大学的运行离不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那又为什么会演化成遍遭喊打的行政化呢？主要原因是二者边界的模糊和相互越位，既使行政权力过多地进入学术领域而导致学术活动的扭曲，又引发学术权力蔓延至行政领域让资源配置和行政服务低效。

例如，目前高校普遍显得浮躁，精力主要放在一些显性指标上，如SCI，重点学科数、博士点数、院士、千人、长江学者数等。校领导和大教授们的精力主要用在了这些资源的获取过程中，而没有集中在利用资源进行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上。究其根源，与国家到教育部、到学校、再到教师的资源配置过程中过强的行政色彩，以及资源配置过分依赖按权力和行政级别开展的各类“工程”相关。

工程制的资源配置，不仅可能会违背科学研究的规律，如大学更多的研究应是兴趣导向的，工程制的资源配置可能会扭曲兴趣驱动的研究，诱导大家跟着工程跑，从而影响兴趣导向和长期静心投入，进而制约突破性的基础研究成果的涌现。而且会诱致更严重的各种行政组织的包装和跑部运动以及大学浮躁之风，诱导各级“搞名堂工程”，学校为了获得支持不乏临时组合、拼凑和包装，导致科学家、教授把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用在了工程或项目的争取上，难以静心于科研、教学。

在学校层面，如何将“××”工程分得的资源配置到学院和教授也是非常复杂的运作过程。不少学校的老师都抱怨，每个工程或项目基本上都是由几个校长、副校长、大教授或者院士瓜分走了。行政化的根源在于从上到下过分的以“工程制”而非“科学规范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以及行政权力越权干涉学术事务：在现有的资源分配体制和学术干部任用体系下，高校里，拥有行政头衔的校、院、管理部门领导（大部分也是有造诣的学者）在项目申请和资源获取过程中占尽先机，社会也经常以行政级别看待其学术水平，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并未恰当分离和互动，致使不少人认为进入权力层很重要，不仅可以方便获得资源，而且结题更容易，不少非常优秀的学者设法或被动进入权力层，导致高校无处不在的行政化现象，学校争拼行政级别、教授争抢行政职位，行政权力介入或干预学术判断等。

上述困境的摆脱不是简单地去行政化，如正在酝酿的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其实，大学行政级别只是大学行政化的一个表象，真正的大学行政化是大学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挤压和对学术自由的干预。所以，“去行政化”绝非只是削弱大学运行中的行政管理、取消行政级别那么简单，而是要根据大学特征，改变行政权力跨界介入或干预学术活动，让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行互动，大学便会有高效的行政体系而无“行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