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付:国家由大向强发展中的军事手段运用(3)

王宝付:国家由大向强发展中的军事手段运用(3)

军事手段运用的关键在创新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要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关键在于实力。

但是,在既定实力基础上,加强战略谋划,拓宽战略思维,不断创新军事力量的运用是不可或缺的。

一是长远布局。国家由大向强,对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运用不断提出新的需求。要确保国家和平发展,确保国家的发展进程不被打断,必须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从军事力量运用来看,要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关键是要长远布局,要有战略预置,要在重要利益地区建立战略支点。

二是顺势而为。中国崛起的难度有多大,军事手段运用的难度就有多大。军事手段运用要量力而行,顺势而为。顺势而为不是消极等待,而是抓住机遇,积极进取,但不可操之过急。

三是需求牵引。2015年,中国在非洲吉布提建立军事后勤补给基地,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这是中国军事手段运用的必然结果,是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需要,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如果中国没有持续8年、20多批次的亚丁湾护航行动,如果中国海军没有去参与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我们对在海外建立后勤保障基地的紧迫性不可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

也门局势动荡,海军派出3艘护卫舰,一周内将600多名同胞、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如果没有在亚丁湾多年的护航实践,在突发情况下,从也门干净利索地撤侨是不可想象的。

四是实践创新。近年来,海洋方向的维权斗争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使用军事手段的许多启示。毫无疑问,钓鱼岛、南海危机恶化了周边安全环境,加大了国家面临的安全压力。

但辩证地看,通过海上维权斗争,为创新军事手段提供了新的经验,在斗争实践中,我们应对处置各种危机的能力得到了提升。

多样化的安全威胁,需要多样化的军事手段运用。没有军事斗争实践,我们对作战指挥体系存在的问题就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没有军事斗争实践,我们就感受不到武器装备体系作战的短板究竟在哪里。

正是不断升温的海上安全形势,使我们感受到了解决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的紧迫性;推动我们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实行军民一体、联合维权的新思路。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比通过书本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要深刻得多,世界上许多国家军队的重大改革都是这样倒逼出来的。

在和平时期,依靠从战争实践中获得经验来推动军事力量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各种大国战略调整和国际危机不断,对军事力量的发展运用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上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一方面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解决海上争端的难度增大;另一方面也成了推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有力外部因素,迫使中国必须加强维护南海稳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军事能力建设,特别是提高战略打击力量的突防能力。

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和俄罗斯分别出台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两个军事大国虽然在战略上仍互为对手,但对未来战争发展的分析判断却不约而同,即都认为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而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却在下降。

大战没有,而冲突每天都在发生,军事力量每天都在运用。我军的能力建设和力量运用适应这种发展需要吗?

结构决定功能,军队力量结构决定军事手段运用,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出发,在这方面上,我们的确还存在许多短板。

在经济发展中,国家提出要下大力解决“供给端”的结构性问题。其实,过去多年军队建设积累的许多问题与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相通,问题也同样出在了“供给端”。

简单地说,就是不需要的东西多了,真正需要的东西少了,撑面子的东西多了,实际管用的东西少了。

国家由大向强,军事能力和运用需求在发展。如何拓展战略思维,从传统的守疆保土思维中跳出来,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的高边疆、远边疆和新领域,这是国家由大向强对军事力量运用提出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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