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兵：按照“四个自觉”要求当好“三严三实”表率（3）

作风问题是由人们对真理认识的局限性和对价值追求的多元性所决定的。人们在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或行为，反映了人的思想认识。当人们的思想认识偏离了客观规律的时候，作风上就出现症状，如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一味追求形式、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可能完全接近真理，所以，由认识上的问题而产生的作风问题也就会长期存在，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价值追求的多元性影响。

历史地看，战争年代参加革命就意味着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能够进入革命队伍的人大多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经过大浪淘沙剩下的人在价值追求上确实是树立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理想与信念。所以，那个时候的作风问题最突出的是表现在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较低、个人从旧社会中来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的思想、文化水平低造成的认识水平低等原因而造成的教条主义倾向。真正由于价值追求方面造成的问题相对较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但因为出发点是好的，所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比较好，大家并不回避矛盾、回避问题，严和实的作风还是比较好的。其实，“左”的倾向对我们党的建设带来很大的危害，也能够经过自身的努力得到纠正。但不严不实就会直接带来斗争的失败，直接导致流血牺牲。

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了，拥有了全部的执政资源，远离了严酷的战争环境，同时，党员的成分也发生变化，人们的价值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党内贪图安逸享受、不愿艰苦奋斗的人会多起来，为了谋求个人私利加入到党的队伍、利用党的执政地位和组织赋予的权力谋私的人也会多起来，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人会多起来。这个时候的作风问题很多不是因为个人文化水平低、理解能力不够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在价值观上出了问题，利益的天平向个人一侧过度倾斜。特别是由于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作风问题也会越来越复杂地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有了私心，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容易开展了，自己查找问题也就不容易了，有的是“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有的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有的是讳疾忌医，不敢查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聚焦问题就不容易了。

能不能准确定位、聚焦问题，在现在确实反映一个领导者的功力和素质。一般来说，聚焦问题不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认识能力不够，不能敏锐地抓住要害、穴位；二是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不愿意触及灵魂，有私心，故意绕开、躲过、避虚、偏漏。

怎么聚焦问题呢？ 我们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都有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比如：个人摆、同事帮、领导点、群众提等等。我们不妨把医生看病的原理援用在查找问题、查找思想病灶之中，来确定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

医生看病，首先的一条就是要望闻问切，从研究现象开始。我们聚焦问题，也要把望闻问切作为前提，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和作风实际，深入调查，深入灵魂，深入工作领域，深入群众，要用我们的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嘴巴问，用手来触，综合起来用心思考。情况不掌握，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那是发现不了问题的。

掌握情况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讳疾忌医，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毛病来。为了身体健康，就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病情。这启示我们，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为了坚持党性原则，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党的肌体健康，为了个人的思想健康，也要勇敢地把自己的思想毛病摆出来。这一条是最根本的。失去党性原则，没有了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的精神，就会犯好人主义，查问题就变成了相互表扬，集体“按摩”。

现在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不好，根本原因就是党性原则问题。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获，是主要的原因。一针见血——关键是党性不强。如果党性原则问题摆正了，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党性原则这个问题摆不正，就一定会出现问题。

这里有一个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古田会议是1929年红四军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为什么会召开这么一次会议呢？当时红军处在初创时期，对我们的红军怎么建，我们的党怎么建，党与军队的关系是什么，红军要不要党的领导，红军的任务是什么，红军到哪里去等一系列问题，党内有不同的意见，包括红四军的最高领导人、军长、政委都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他们还写信来阐述自己的意见。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就离开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去了，而党内问题比较突出。下半年，陈毅同志到中央开会，向中央一五一十汇报了红四军党内存在思想和认识的问题。周恩来同志感到这些问题非常重要，都是关于我们的党和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他就让陈毅根据反映的情况代替中央写了一封为关于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管它叫“九月来信”。在“九月来信”中，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做法，而且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在1929年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了，史称古田会议。在争论那么大的情况下，大家为什么能很坦荡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使党内产生分裂，依然很团结呢？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够站在党和人民的利益上考虑问题，谁也没有私心杂念。我们以陈毅同志为例试想一下，陈毅同志在红四军七大上已经当选为前委书记了，如果他个人有一点点私心，那么在向中央汇报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准确表达当时红四军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可能就不会建议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党的前委书记。那么，毛泽东同志会不会继续担任前委书记就不好说了。但我们看到陈毅同志完全站在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角度看待问题。所以，党性原则坚持好了，查找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其他一切问题也就相应解决了。

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越往基层走，越会发现批评、自我批评搞得好。我在基层当书记的时候，开展批评，几位成员都是一些年轻的同志，大家开门见山，批评非常激烈，问题也非常尖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感觉批评人的时候开始琢磨用词合适不合适、讲这个问题好不好。有的时候，错把圆滑当成了成熟，把不向领导提意见当成了讲政治，跟人不跟线，讲感情不讲原则，这些都是违反党的纪律、违反党性原则的事情，需要我们克服。只有克服了这些问题，才很好地聚焦问题。

我们望闻问切后，接下来就是运用病理学原理分析病因。对于查找思想问题来说，这个病理学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党的创新理论，就是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要用这些理论工具来查看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的思想觉悟是不是和党的性质宗旨相一致，是不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是符合党的科学规律。

在延安整风时期，我们比较好地运用了这种分析方法，组织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理论，实际上就是用病理学原理来查找问题，边学习边查找问题，最后就聚焦到了整顿三风上（学风、党风、文风）。延安整风之所以搞得好，就是因为问题查找得准确。

那么，运用病理学原理分析病因可能准确地查找到了根源，但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来讲，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观点，存在争议。为了把病因、病灶查找得更准，这时候就要会诊。我们查找思想方面的问题也要会诊，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既要听取班子内同事的意见，也要征求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听取上级的意见，我管它叫“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特别要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让人民支持和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最要重要的是畅通渠道、倾听民意，要做到闻过则喜且力改力行。群众的很多想法，往往不是在那些很正式的场合、当着很多人的面讲出来的，需要同他们身挨着身坐、心贴心聊天才能听得到。党员干部要多沉下身子、走近群众。中央的好做法就是这么做的。我们还特别强调要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要包容群众意见。“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群众性格各异，表达方式有的非常直白，甚至有一些可能过激，这也要听进去，哪怕只有5%的正确意见，我们也要听。

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在延安的时候，一个县开会研究征粮的问题。这个时候发生了雷劈现象，把县长给劈死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老百姓就说，怎么不把毛泽东劈死啊？当时中央保卫部门感觉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把说这句话的人给抓了起来，并把这个问题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说，你们不要急于处理，你们去调查一下，为什么老百姓要说这句话，我怎么就那么惹他们恨呢。后来一调查发现，当时我们征粮任务比较重，老百姓有意见。所以，毛泽东同志就做出决定，减少对老百姓的征粮，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要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同志不但没有对说这个话的人进行处理，而且通过这种过火的批评、过激的言论，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所以，只要领导干部带头宽容听取意见建议，下面的人是肯把问题讲出来的。这个渠道是畅通的，我们就能够听到真话，听到实情。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可以到老百姓中去听，也可以把他们请上来，也还可以请基层干部代为征求意见。特别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了，我们有了信息平台，也可以开设信箱，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

我们这次“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采取了学习研讨的方法，边学习边讨论，边听取群众的意见，边征求问题。这种通过学习讨论，利用工具查找问题，然后请群众参与的方法，是一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领导工具。大家一起学习理论，在一起查找问题现象，一起分析原因，一起制定对策，把一个人思考变成所有人思考，一个医生变成所有人都是医生。这种方法在培训学上叫结构化研讨。结构化研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运用比较广泛。世界500强企业有300多家运用了结构化研讨以后，劳动生产率、企业管理水平都上了很大的台阶。在党的建设、领导工作方面，都可以运用这种学习研讨的方法。有些问题，领导的感觉和群众的感觉、媒体上的报道的情况和实际情况是不完全一致的，甚至相去甚远，所以，我们一定要听群众的声音，他们的感受最真切、最直接。比如说，领导干部“三严三实”做得好不好，就要到所领导的部门和群众中去听一听，来一个终端问效。

我家的冰箱坏了，我打电话请厂家的服务部门上门修理。修理人员走后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售后服务部门的电话，问修理情况和服务态度如何，然后征求我的意见。那么，我觉得这就是终端问效。在作风建设上，也可以运用这种终端问效的方法。好不好，不是靠自己说，而是听群众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