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对苏联模式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4）

四、从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角度看，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需要作具体分析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即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我们需要作具体分析。这一层次的内容，在制度上就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概括地说，苏联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体制：在经济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管理，企业只是计划执行单位；在政治上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在执政党手里，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央手里，如此等等。我们不具体地描述苏联各个领域的体制和机制，对其优劣、对错一一进行评价。我们只是说明一些评价的方法论原则，并从总体上作一评价。

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这一层次时，我们应该把握以下方法。首先，应该全面地分析，既要看到其存在弊病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正确的一面。我们党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时，曾经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基本制度应该充分肯定，而且对具体体制也应该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则在苏联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不能搬到条件不同的别的国家去。对这些具体制度（即具体的体制、机制），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经常有人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用民主来否定集中，以此为依据否定苏联的体制。

其实，现代社会的管理是不能没有集中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他预见未来社会必须允许权威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苏联的体制强调集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更是如此，但集中得过分了，搞得党政不分、个人专权，这是需要纠正的。有人着力谴责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把苏联的政治生活描述得阴森恐怖，从而引申出完全否定苏联政治体制的结论，甚至进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顾事实地渲染肃反错杀了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五千万人。

而事实是，根据苏联内务部1954年报给赫鲁晓夫的材料，在1921年到1954年的33年时间里，因反革命罪总共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参考资料》1992年1月27日）。这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为了批判斯大林而要官方根据档案统计的，想必苏联内务部不会故意缩小这些数字吧。这些人为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惜捏造材料，欺骗群众。问题还在于，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肃反是必要的。但正如我们党所判断的，苏联在肃反工作中，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这种错误显然是与在体制上缺乏民主程序、集权过多，以致出现违反甚至破坏法制的现象分不开的。然而绝不能抓住扩大化的错误完全否定苏联的肃反工作，甚至完全否定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

其次，应该历史地分析，即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制度、方针、政策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随着出现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方针、政策。有许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不尽合理的，然而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却是必要的。

例如，有人谴责计划经济体制，把它说成是万恶之源，断言苏联就是因为搞了计划经济才垮台的。然而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用不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来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而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发动侵苏战争的阴影日益迫近，国内又面临着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艰巨任务，苏联不得不开足马力，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为适应这一战略的需要，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规模宏大的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企业，开发新的地区。苏联仅仅用12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借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些历史性事件证明了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并起到过积极作用，不容否定。战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改革提上了日程。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教训，就是在客观经济发展进程提出改革经济体制要求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改革，以致从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增长缓慢，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从而为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提供了借口。然而这不能成为否定在历史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及其积极作用的理由。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要求。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对历史上的事物说三道四，那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作法的。

第三，应该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试验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这些原则，需要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进行探索。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列宁曾经说过：“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应该看到，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对青年时代犯下的错误、甚至看来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不应苛求。重要的是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