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迎春：当代西方学者对西方民主的反思（2）

三、西方议会制度的虚假性

西方议会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有西方学者揭示了这一制度的虚假性质。美国学者霍尔姆斯认为，“代议制政府是在理想而不是现实层面上获得其存在理由的：它不是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场所，而是自由思考的议员们理性商讨的论坛，以达致对他们的集体要求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激烈的议会辩论能促进民众智识的培养并最终产生对政策问题开明的共识。依斯密特的看法，不幸的是，这个美好的信念已变得完全过时了。……所有重要的决定都不是在议会，而是由强大的集团关门做出来的。由于不能通过理性的辩论来整合国家，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只不过成了互不妥协的社会多元主义的展示厅。”（[美]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不少学者认为，西方议会还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当集团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议会往往会倒向利益集团一边。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就不再是民主的化身，而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

四、投票率下降是西方民主制度造成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选举投票率一直不高，有的国家呈不断下降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英国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指出，“选举参与率下降在美国最显著，但在不列颠也值得注意。在不列颠，自从1928年引进成年普选权以来，2001 年大选中投票率首次低于60%。政治家倾向于把这现象归因于‘投票者冷漠’，为此他们自然难过。但这不妨可以说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的信念，即‘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以及政府的变化是不重要的，因为真实权力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确实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不投票不是想像那样是明显的非理性，好像它是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产物。因而，这将要花费更多的劝告来扭转这种趋势。”（[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44页）“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对西方民主理论来说是一个讽刺，因为投票只是一个形式而已。“诉求大众的支持或同意可能是无根据的甚至是内在不诚实的。但‘伪善是罪恶付给美德的礼物’，在21世纪民主代表了政治美德。对原则只予以口头承诺而并不想认真践履的那些人始终是冒着被更具有真诚尊崇感的人挫败的危险。因此民主或者大众权力的理念，不论在多大程度上和多么容易被滥用和敲诈，仍保持着巨大的潜力。”（同上书，第15页）“自从成人选举权普及以来，除了联合政府时期，没有一个英国政府以纯粹多数票当选过。在像不列颠这样的选举体制下，或者在两个以上的党派分享选票的情况下，一个政府往往是由最大少数派选上台的，政府也只是代表了最大少数派。政府支持率可能不会超过40%，这使得参与选举的剩余60%的投票者和那些并没有投票的人受到了非他们所选择的政府的统治。这样看来，我们已经远离了民治政府的原初观念。”（同上书，第5页）

有西方学者指出，“卢梭认为，把政治权威完全托付给选出来的代表是一种后果堪忧的现代做法：‘英国人幻想他们是自由的，这是在欺骗自己；事实上，他们只有在选举议会成员期间是自由的：一旦新的议会当选，他们就重新戴上锁链、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从他们对自己那片刻自由的使用来看，他们活该失去自由。’就算我们认为卢梭夸大其词，也应该对此感到忧虑：当代民主政体下的大多数公民如此冷漠，甚至对自己选出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保持有效的关注。”（[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7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形象地指出了西方“投票民主”的局限性，“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像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道路，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