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迎春：当代西方学者对西方民主的反思（3）

五、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中的“多数决定少数”原则具有反民主性质

“多数决定少数”原则是西方“自由选举”的核心规则，它貌似民主，却内涵了反民主的内容。因为，这一原则客观上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平等权利往往受到剥夺。

英国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认为，“设若一个社会被划分为在其中有一个或多个的永久性的少数派，而他们知道在处理问题时大多数时候是决不会以他们希望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上面提到的原则就不够了。永久性的少数派的渴望、要求甚至是原则都在集体决策制定的过程中被有系统地忽略或抹杀了，而他们的存在轻易使得多数主义者的民主成为不公平的和不能实行的。严格的数学上的每个人同其他人的投票的平等掩盖了的事实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少许人的投票全无分量和影响。这些被排斥的或是无力的少数派曾经倾向于成为宗教性的。而今天他们更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在北爱尔兰少数派既是宗教性的又是民族主义的。”（[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很显然，西方民主制度自身无法解决“多数”与“少数”的矛盾。

六、东欧“民主的胜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

苏东剧变被称为西方民主的胜利，20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一“胜利”。

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指出，“民主的胜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柏林墙倒塌20年后，对现实存在的民主政体的不满日益增长，并且人们越来越感到民主大厦的内部存在问题。……在1989年之后的几年内，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一年的划时代事件影响了理解民主的方式，民主国家自身的公民开始使用这种受到影响的理解方式来理解民主，也很少有人注意到争论更强化了这种影响。坚信民主必胜的话语腐蚀了现代民主政体的理性基础。民主再不仅仅是最不坏的治理形式——最坏中的最好，如果你乐意的话。相反，人们开始视其为最好的治理形式。人们开始寄希望于民主政体，不仅是为了使他们避免某种更坏的东西，还要用一个大而奢侈的套餐来提供和平、繁荣以及诚实和有效等所有的东西。1989年的历史断点使得许多人认为，民主是和平和经济增长的同义语。坚信民主必胜的时代的根本特征是，试图把民主描述为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而且在证明民主的正确性时，不是把民主的优缺点与其竞争者的优缺点进行对比，而是根据民主满足现代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能力。民主被描述为许多互不相关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带来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成为民主国家。保卫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并且周围都是民主国家（任何地方都自由，会让世界所有地方都更安全）。抗击腐败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答案是成为民主国家。应对人口或者移民挑战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更加民主和包容。花言巧语取得了对现实的胜利。民主传教士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主张腐败或者少数民族融合之类问题在民主环境能够更好地解决是一回事，固执地认为引进自由公平的选举和采用自由主义的宪法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到十年，用经济增长、安全或者善治来证明民主的优越性，就开始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全球经济危机和威权资本主义的出现叠加在一起，对人们长期持有的设想提出了挑战。民主最擅长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主张被中国的成功所动摇。”（伊万·克拉斯特夫：《民主和不满》，见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18页）

有西方学者指出，最近的两次民主化浪潮制造了人们的预期，并使得一种关于民主的话语成为习惯，这种民主话语恰恰处于真正存在的民主政体的当前危机的核心。在柏林墙倒塌2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1989年的历史重要性和欧洲的（尤其是中欧的）民主状况的认识分歧越来越大，对民主制度（包括选举）的信心正在持续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