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锦芳：“原子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起源的影响（2）

“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的统一

对原子论的上述解释启发马克思，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既是矛盾的甚至是冲突的，又是双向互动、相互促进和提升的。哲学家是带着自我意识、带着一定的原则面对现实的，因为现实不是自我和原则的演绎、说明和论证，而是自我和原则之外的存在及其运动，这样就有一个二者之间适应或者不适应的问题。这无疑会打破或者改变哲学家原初的意图、设计、逻辑乃至观点。一个哲学家由于考量适应不适应的问题有时会犯表面上首尾不一贯的毛病，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本人也许也会意识到这一点。这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他的原则本身是否充分、周延、深邃和包容，或者哲学家对自己的原则是否有充分的理解和持开放的态度。如果一个哲学家确实使其原则适应了现实，那么就可以根据其理论的内在本质来说明那些外在的东西。而现实中的东西获得解释、理解和引导而表现为进步，并不是意味着哲学家的“变节”和初衷的改变，而是表征着知识的进步、哲学原则的进步，哲学家的本质意识和理论被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获得超出了意识和理论范围的意义。

理论体系同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思的关系。理论为实现其更大的理想而同外物发生关系，它原先的自洽和完整性被打破，就如“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在哲学现实化过程中人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现实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在现实世界的发展，哲学本身成为被颠倒了的关系，人的自我意识表现出双重自相矛盾的要求和行为。人的自我意识把现实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自身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着它的哲学中解放出来。自我意识处在发展过程中，并为发展的力量直接掌握，还未超出在理论体系的范围，但它同理论体系存在着矛盾，当它转而反对这个体系时，它成为哲学现实化的个别环节。

至此，马克思不仅厘清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统摄和概括出原子论最重要的议题及其所蕴含的自由与必然、个体与总体、本质与现象、短暂与永恒、主体与客体等哲学原则进行了辨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较为成型的哲学体系。这可以说是其思想起源期最重要的成果。尽管存在表述晦涩、思路纷杂、思考尚待完善等问题，特别是当时的现实境况和社会发展还未真正进入马克思的视野，哲学运思与现实生活还缺乏实质性关联，但有了这样的哲学意识、主体构架和价值取向，当他马上面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所遭逢的复杂局面时，他能很快辨别和发现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及其症结，进而引发出更深刻的思考和比较现实的解决思路。如果没有“博士论文”的历练和奠基，这种思想进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更往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转向”来说，也不是对“博士论文”所阐发的哲学原则和框架的抛弃、颠倒，而是在此基础上的现实化、具体化，是进一步的拓展、开掘和深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