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锐：如何让“高精尖”人才自由涌现

不久前，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振奋人心，但不可否认，中国的“高精尖”人才依然匮乏。有数据表明，我国的世界一流科学家仅100余名，占世界的4.1%，而美国高达42%。世界权威机构评选300多位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我国入选的科学家只有3位。从国际性权威科学院外国会员人数的国别排序来看，我国处于第18位，不仅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印度，这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不相称。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的科技人才管理制度还存在一定问题，突出表现为：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还不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还不匹配。

对科技人才开展原创性研究缺乏支撑和保障

任何原创性创新成果都会很难，科学大师的一条成长规律就是优势积累和潜心研究。在国际同行领域内做出高水平的创新工作，是国际一流“高精尖”人才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但目前，我们的科研评价机制还不完全以此为导向。在现有定量化考核制度下，大量科研人员被引导到“短平快”的项目上，难以“十年磨一剑”，也不愿承担失败可能性大而可能取得重大原创成果的科研探索。一项针对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开展的调查也表明，当前的科研体制不利于基础性研究，也不利于原创性科技人才的培养。

科研事业单位的官僚化倾向扭曲了科技人才的价值观

当前，我国大量科技人员拥挤于高等院所等所谓“事业单位”。在这些单位中，校长、所长职位成为各级政府官员职务晋升的“台阶”，存在不少领导能力欠缺，不懂创新规律和学科建设、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用“参公管理”“行政管理”“干部管理”制约科学家、研究者开展科研工作的状况广泛存在，这导致大多数科研单位行政化和官本位严重。更有甚者，还产生了“官者通吃”现象，以“行政权力”取代“专业权力”，以“领导评价”取代“专业评价”，只要当上大小领导，就自然汇聚了课题项目、科研经费、科研成果等各种“科研资源”。这造成了所谓“中国式科研单位现象”：谁“官”大，谁“学术”水平就高，谁就是“学术带头人”。

高校、科研院所缺乏用人自主权，政府对其人事管理控制较强，如对单位编制、岗位总量、岗位设置、招聘、职称、工资总额、绩效工资总额、人员调配权等统得过严过死。同时，在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下，科研人员、教授等总体上流动乏力，缺乏基于市场化的人才流动配置机制，导致“优才难流动，庸才难退出”。人才不能得到合理配置，不能在自由竞争中优胜劣汰，不仅不利于提升科研创新效率，更难以冒出“高精尖”人才。

科研课题管理繁琐、僵化、低效，抑制了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

当前，体制内的科研课题管理工作流程繁琐，科研骨干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项目申请、预算设计、经费报销、评审鉴定、课题结题，没有更多时间真正投入项目研究，科学家们“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不是“被评审，就是在评审别人”。还有某些部门、领域的课题申请，“关系门路”大于“能力水平”，甚至成为某些部门领导、公务人员进行“利益交换”的资源。“公器私用”导致了最为严重的科技领域腐败，最终伤害的是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同时，科研经费管理刻板僵化，不能按照课题研究全口径成本进行支出，大部分经费投到“物”上，不承认课题研究者的智力投入和人才价值。我们的调查表明，近两年一些高校院所国家课题申报量大为减少，科研经费问题是被吐槽的最大原因。可资比较的是香港特区的科研项目资助体系。其项目经费全部为人工费，不需要列支种种项目再通过发票报销，做到“一切为科研服务”。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已经达到1.4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但是科研经费落实制度的低效、僵化会对巨额科研投入起到对冲抵消效果，这大概也是我国科研创新成效尚未显著改善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