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选载：用创新革命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3）

世界工厂，要从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

世界工厂，一般是对全球最强的工业国家，特别是制造业国家的尊称。

19世纪后期之前，英国被公认为世界工厂。到19世纪末，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在钢铁、汽车、化工、机器设备、飞机制造、电气产品、医药以及军事装备等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其生产规模和出口份额都位居世界前列，因此美国被称为世界工厂。随后，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工业从以出口重化工业产品为主导逐步转向以出口附加价值高的机械电子产品为主导，成为机电设备、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日本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很多工业品的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例如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各类纺织品以及日用轻工业品。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出口额进入全球前三强，机电产品出口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由此跻身“世界工厂”的行列。

但世界工厂美丽的光环底下，却有着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以美国议员们最关心的中美贸易顺差为例，专家普遍认为存在三个原因：第一，中美市场需求结构不同，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两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中国市场能够形成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不足。第二，美对华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第三，中国对美贸易产生较大顺差的直接因素是全球性产业转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亚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导致韩、日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美顺差连年攀升。

关于第三个原因，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的北京大学教授路风有更深入的分析：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中国持续了近20年的“双顺差”格局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从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来讲，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是资本输出国，即中国的储蓄率足以支持相当高的国内投资率，而无须以境外资本直接投资（FDI）的大规模流入为补充。但事实上，中国在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又大量引进外资，导致了资本项目的顺差。“双顺差”使中国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从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后，到2011年年底已达3.181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外汇储备的1/4。但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缺乏有效的投资出路，主要用于购买诸如美国国债之类的债权资产。

造成中国对美贸易“双顺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国内企业虽然把生产环节向中国转移，但其跨国公司则是价值链的龙头，贸易逆差并不表明美国公司缺乏竞争力，反而说明这种控制核心技术对美国公司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益输送。

中国顶着“世界工厂”的美丽光环，却基本上从事的是廉价代理加工的小伙计角色。以美国苹果公司的产品为例，在其全球代加工厂中，中国是重中之重，约占90%，苹果每台iPad利润约达150美元，苹果公司独占58.5%的利润，原材料供应国约占利润的21.9%，屏幕、电子元件等主要供应商分得4.7%的利润，而中国大陆劳工只能从中拿到1.8%的利润。

正如强健的身体需要强健的骨骼为支撑一样，中国要继续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就必须保持在制造业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这一点，习近平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每次出访期间，总是不忘看望在当地工作的中国制造业工人，并多次亲自担任“超级推销员”。2014年7月19日，习近平在接受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钥匙时还风趣地说：“穿行在这里地铁线上的‘中国制造’列车，彰显着中阿务实互利合作的勃勃生机。”

2015年3月25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制造今后要包含更多中国创造因素，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当天的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这份经历了近3年时间制订而成的规划，被视为“用三个10年完成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第一个10年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