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洱：科技强国，我的中国梦（2）

日军为缉拿父亲和叔父，羁押了在医院住院的母亲。在爱国医生和护士的全力保护下，母亲才得以死里逃生。当时的情况十分危险，我记得我半夜里看到外婆流着眼泪在给我妈妈缝寿衣，因为很可能我妈妈就回不来了。在那种情况之下，科学家梦、作家梦统统都破碎了，国难当头，个人的未来无从谈起。 

我们小学生都被迫用日本教科书、学日语。日本人还有督学，但只要督学不在，爱国老师就偷偷地给我们讲国定教科书，让我们用毛笔把教科书抄下来。语文老师还偷偷给我们讲《论语》，教我们学诗词，给我们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培养我们的民族意识，只要汉奸不在，他们就讲。所以当时我的心里边就只有一个梦，就是中国要强大起来，消灭鬼子兵。我感觉到只有国家强盛，才有个人的尊严和发展前途，国家强大不起来什么都谈不上。 

2006年“五四”运动八十七周年到来之际，北大学子们高呼“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种爱国情怀非常重要。现在日本首相安倍加紧在搞军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2.青少年时期的科技梦 

在青少年时期，抗战胜利时，我又做起了科技梦。抗战胜利后我进到位育中学，学校的师资非常雄厚，也十分重视科学教育，所以那时候我们对科学都比较有兴趣。 

为了让我学会做人，成就事业，父亲以他自己在儿童文学战线上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辛勤耕耘，对我言传身教。同时一有机会就带我去看科学的电影，像《发明大王爱迪生》《居里夫人》，那些电影非常感人。看完之后，他就问我怎么想，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要像居里夫人那样对社会有贡献，你这个人才有用，你才会生活得有价值。父亲勉励我向科学家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有用的人。 

我父亲一直向往进步，他曾经是地下党员。1950年因父亲对老解放区的向往，让我报考老解放区的大连大学，由于我对“电”有兴趣，就选择了工学院的电机系。 

到大学的时候，正好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老师刚从英国回来，他在大连大学创办了应用物理系，在200名一年级学生中挑选了30名同学去应用物理系学习，我很幸运被选中了。作为系主任的王大珩老师亲自带我们的光学实验课。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每次去做实验，他总是早早的等在门口，每个学生都得通过他的面试才能进去。课程进行中，他巡回观察指导同学们的实验操作。实验完毕，他逐个审查数据并根据实验中的表现打分。正是老师的亲切指导培养了我们严格、严密、严谨、一丝不苟的科学实验的学风，为后来的实验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当时我们校长的叫吕振羽，他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奇同志的秘书，他带着我们应用物理系一起到了长春东北人民大学。这里有闻名全国的十大教授，包括余瑞黄、朱光亚、吴式枢和霍秉权等院士，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我最喜欢听朱光亚老师的原子物理课。他不是简单地讲解有关原子的结构、运动规律和数学推导，而是阐述有关的历史背景，观测现象与已有理论间的矛盾，引导学生思考，然后再告诉大家当年的物理大师是怎么做的，培育学生科学思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