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洱：科技强国，我的中国梦（3）

朱光亚老师也是指导我毕业论文的导师。他对我的论文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的指导之下，我通过论文，制成了我国第一只薄窗型盖革-缪勒核子计数管。朱光亚老师开始在西南联大，美国爆炸了原子弹以后，蒋介石也想在中国搞原子弹，就让吴大猷先生从年轻的学生和老师里挑选了两个人，当时选中的一个是朱光亚，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个到了美国以后，美国说原子弹不让学，他们只好找到吴大猷先生的母校密歇根大学学习原子物理，李政道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5年因国家发展“两弹一星”的需要，我奉调来到北京，参加我国第一个原子核教育基地（546信箱）的建设。作为一名教师，1958年以来我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粒子加速器物理与技术的教学与研究，对此我感到无比自豪。 

1958年的时候，我带头研制我国第一台30兆电子伏特的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以后，刘少奇主席还亲自来慰问我们，我也因此获得了“社会主义青年建设积极分子”的荣誉，1960年又当选“北京市教育科的劳动模范”。 

3.祖国强大才能赢得国际各界人士的尊重 

因为取得了一些小成绩，1962年英国皇家学会派代表团跟中科院来商谈交换留学生时，我被选中到牛津大学做实验，参加牛津大学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的工作。 

我到牛津后搞加速器调试，在调加速器时我觉得他们的设计有问题，便和他们老实的讲了，他们听了很高兴，还让我写了一份报告，并在1966年我回国的时候把那份报告送给我留做纪念，所以科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后来我系里来信，说我们国家希望要一台最先进的等时性回旋加速器，所以我从牛津大学转到卢瑟福大学，那时指导我的老师是J.D.Lawson，“劳斯判据”就是他提出来的。当时困扰新型等时性回旋加速器发展的一大难点是，从离子源引出的离子束有90%都丢失在中心区里！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维尔金森和劳孙就把寻找在中心区失踪的粒子的课题交给我。我心里明白，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中心区里集中了不同电荷态的各种离子，也是空间电荷效应最严重的地方，还存在着固有的非线性共振等。他们要我承担这样的任务，是对新中国青年科学家科学素养和研究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我一定要为新中国争气！ 

我设计了一套微分探针装置，通过由内而外逐圈测量各种离子的轨迹，再结合理论分析和模拟计算，逐一分析各个轨道上离子运动的特点。经过一系列艰辛而细致的测量与分析，终于找出离子严重损失的两个主要机制:一是,在优化的初始条件下，离子束的宏包络在最初的3～5圈中仍然与中心区的接收空间失配，导致离子大量丢失；二是离子轨道中心有一种不随高频电压变化的定向移动，如果不加抑制，也引起束流进一步的严重损失。我敏感地意识到,这就是实验上尚未证实的三扇块磁极等时性回旋加速器所固有的越隙共振现象，据此我首次提出了诊断越隙共振的实验判据，发展了用局域性的一次谐波有效地抑制中心定向移动的方法。经过种种努力，终于使束流在中心区的传输效率提高了三倍以上！英国同事们为此向我伸起了大拇指！还让我领导一个小组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