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3）

我们知道，屈原的时代是战国时代，而战国时代有三个强国。西边的秦，东边的齐，南边的楚。这三个国家各有特色，以军事力量而论，秦国最强；以国家的经济实力而论，齐国最富庶；以国土的辽阔而言，楚国最为翘楚。这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决定了那个时代群雄争霸的结局，这三个国家里面，只要有两个国家联合起来，那另一个国家必处于不利甚至是崩亡的状态。所以齐、秦、楚三国的关系非常微妙。

在这个时候，秦国首先挑起战端，它准备攻打齐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有个著名的谋士张仪被秦王派到了楚国充当说客。他对楚怀王说，秦国非常痛恨齐国，而齐国和楚国历来关系密切，如果楚国能够采取一个明确的政策，那么秦国愿意提供丰厚的回报，可以把秦国南边600里的一块土地无偿送给楚国。

楚怀王不仅是一个没有长远眼光的人，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他居然被张仪这一番花言巧语所欺骗了。于是楚国和齐国就断绝了关系。可是事后楚国派人到秦国去索要土地的时候，张仪居然说，我说的是6里，从来没有说是600里。当楚国的使臣把这番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又变得非常急躁。他一下子从贪恋土地的国君变成了要兴兵动武的人，他居然要让全国的军队都去征伐秦国。

最可悲的是，到了真正的战场上，并没有取胜，而且，楚怀王之前轻易断绝和齐国关系的恶果也充分显示出来了。在楚国用武力不能解决危机关头，以前的友邦齐国拒绝了发兵相救。但是，秦国是个很成熟的国家，秦国为了解决和楚国之间的矛盾，一度提出来愿意割舍汉中之地。楚怀王这个时候再次表现出意气用事的特点，他说，不愿意得地，而愿得张仪的心、肝、眼。

张仪这个人真的是巧舌如簧，而且胆大细心，他告诉秦王，如果一个张仪就能够牵动于汉中那么广袤的土地，那么请秦王允许我代表秦国出使楚国。后来张仪又用手段拉拢了楚怀王的近臣和爱妾，张仪不仅得以全身而归，而且汉中之地也没有割舍。

屈原听了这个消息非常生气。因为张仪之前调拔离间，使楚国疏远了与齐国的关系，进而又通过贿赂巧妙地使自己全身而退。屈原断定张仪对楚国肯定是个祸患，所以他不顾自己与楚怀王已经破裂的关系，坚决要求把张仪杀掉。楚怀王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一系列的举动不过是张仪玩弄的诡计罢了，所以也非常生气，但是张仪早已不知去向了。虽然后来楚怀王恢复了屈原的建言资格，但是对于屈原的种种建议，却还是没能采纳、实行。

后来楚怀王死了，他的儿子顷襄王即位。顷襄王对屈原的态度更加恶劣。《史记》记载：“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也就是说对屈原更加疏远，对上官大夫更加信任，于是屈原在顷襄王期间遭到了流放。

对于屈原的流放《史记》中也有记载：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屈原的意思是说，现在政治腐败，大家都不清醒。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对此不满，却不能够得到众人的理解，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排斥。这个打鱼的老人对屈原说：“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圣人是善于随机应变，也要见机行事。不要违抗众人的意志，要跟别人相呼应，而不要跟别人相对抗。

可是屈原是怎么想的呢？屈原说：“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意思就是说我坚决不能与他们合流，我宁愿俯身于江海之中，即使失去性命也不愿意让世上污浊的东西来玷污我洁白的身躯。这个时候的屈原不光是一个政治家，他高尚的节操体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史记》不光详细记载了屈原的生平，而且描写了他的性格。屈原在说了这番感慨之后，赋诗一首，这首诗叫做《怀沙》。他吟完了这首诗之后就怀石自沉汨罗江了。

司马迁在写完这段以后，特别做了一个总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就是说，司马迁读了《离骚》《天问》《招魂》《哀郢》这些作品后，深深的为屈原的志向所感动。后来司马迁特意去了汨罗江凭吊屈原。

屈原多次出游各国，以他那样的才华，离开楚国是件很容易的事。对屈原来说，保存性命，乃至于继续出官为宦，求得一个安逸舒适、有所作为的生活，都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他同死生、轻去就这么一种人生的取舍，让司马迁非常敬佩。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深深引起了司马迁的敬仰，这也是他用那么长的篇幅来描写他的一生的原因。

所以这篇列传在《史记》里很独特，一方面它充满了感情，另一方面，在体例上打破了《史记》一般惯例，把一个战国时候的人和一个西汉的人同时列在一篇传记里面，这就很特别。另外，这篇传记对屈原的生平遭遇充满了同情，记载得也相当详尽。这对一个文臣来说是不多见的。简而言之，通过《史记·屈原贾谊列传》，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也不像我们一般人所知道的那样，就是一个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