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宋代的朱熹,他在江西庐山的白鹿洞建了一个书院,并且制定了白鹿洞书院的院规。在这个院规当中规定了一些对学术研究高水平文化知识教育的一些基本规定,而这些规定和我们现在所学的西方大学的那些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样的学校不仅学经典,而且关注社会的现实,有很激烈的学术争论,对真理、对知识的追求是放在一切之上的。比如我们今天到湖南的岳麓书院,我们就会发现岳麓书院的讲堂里头他并排放着两张椅子,一个是朱熹坐的,一个是朱熹的学生兼他的学友张栻坐的,可以两个学者同时讲座,那同时讲座就可能有争论甚至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对活跃听者的思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在宋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事件叫做鹅湖之辩,就是作为学术权威的朱熹和另一个作为学术权威的陆九渊,他们要在鹅湖这个地方进行学术上的争论,学术上的打擂。因为朱熹的思想更偏重,我们用我们现代的话叫做他是偏重客观唯心主义的,而陆九渊他是强调主观的意愿、主观的意识,用主观的感受来解释社会,他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他们两种学术派别互不相让,要争个你死我活,就在鹅湖这个地方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也没有形成共识。所以朱熹的思想也在延续,陆九渊的思想也在延续。所以在宋代、明代以及后来的学术发展当中,他成为两个学术的源头。
从这个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当时的书院教育学术水平是相当高的,而且没有受到政府过多的干扰。尽管这种书院的形式到元代以后有些官学化的倾向,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书院是非常著名的,比如说东林书院他的对联大家都非常熟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清代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万木草堂,它虽然不叫书院其实也是书院的形式。近代西方大学的制度在民间首先进入中国,就是在北大清华之前有一些这样外来的高等教育机构,它也用了中国书院的名称,甚至在组织形式上也采用了它传统的方式。
在我刚才说的研讨会上,外国学者讲了外国的高等教育的传统,我就把我们中国的传统也介绍给了欧洲的学者,就是想让外国的学者和我们中国的听众大家都意识到,我们中国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好东西,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如果我们在未来的教育发展当中,把我们书院这种方式继承发扬,可能我们会办出一个跟西方传统不同的中国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据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大学在尝试用书院的模式进行教育科研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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