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中华文明最大特色是什么 （2）

制度革新与文明创造

我们考察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选官制度，可以看到其政治文明具有丰富的内容，它体现了政治方面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趋向。

隋唐在官吏选拔上最显著的贡献是创建了科举制，在此之前实行察举制，由他人推荐成为官员，而科举制则是以考试定取舍。

中国的科举制改变了前代选官制度中的权力下移之弊，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把官吏的选拔权收归朝廷。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才说出了那句得意之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科举制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打破了官僚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政权的垄断，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流通的政治途径，吸引莘莘学子“老死于文场而无所恨”，特别是科举制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队伍的知识化，有利于陶冶官员的操守品行。因此，科举制得到唐以后历代王朝的重视，成为传承中华政治文明的可靠途径。

唐代在法制监督上也有新进展，沿用汉晋以来的御史台建制，以御史台监督百官，整顿吏治，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唐创立的科举制，在宋代又有所完善。宋代完全以试卷作为考察评价标准，消除了举荐制的痕迹。在考试程序和方法上，也有严密的规定。

中华政治文明中的科举制，有利于统治集团吸纳社会精英，形成素质较高的官员队伍。不过，这种制度并未改变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制度的实质，皇帝把法制作为治民治吏的一种手段，自己则凌驾于法制之上。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虽然能不断自我修复完善，却并不能促进制度实质性地改变。

全面实现小康与中华文明

当前，我国越是临近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就越加感到中华文明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深深地联结在一起。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第一个题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这就是今天和未来中华文明的发展趋向及其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

人们不会忘记，在20世纪中叶当西方文明优越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表达了不同的论点：“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有一种家园之感，我们就必须承认亚洲在我们的思想中享有同等的地位——不只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我不知道这将带来怎样的变化，不过我相信它们将是深远的，而且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今天，我们要感谢罗素先生的先见之明。

（作者为国际儒联顾问、西北大学名誉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