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赶考”，历史关口风高浪急（3）

二是贫富差距拉大，脱贫任务艰巨。防止两极分化，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曾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彻底失败了”。他还说过，“即使51%的人先富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贫富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历朝历代陷入治乱交替的恶性循环，无一例外都与“富者良田千顷，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用30多年时间让6亿多人脱离贫困，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丽诗篇。但是，这30多年也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用300年才造就出来的巨富群体。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表的一项报告表明：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拥有全国1/3的财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1%。这一数字或许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截至2014年，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7017万贫困人口，中国农村居民中约7.2%尚未脱贫，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元，也就是说每天的收入不到1美元。帮助这7000万人脱离贫困，让全体人民摆脱绝对贫困状态，这是一道世纪考题。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2015年在美国媒体发表的题为《贫穷依旧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的文章指出：如何让中国现有7017万年收入在360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与“小康社会”之间的最大障碍。贫困才是中国的头号大敌。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客观认识，足以让人悚然而惊，也让那些头脑发热的人不得不为好高骛远的目标降温。缩小基尼系数，让先富的人带动后富的人，并且帮助所有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全部在2020年前摆脱贫困，这是习近平执政团队治国理政的又一道严峻考题。

三是反腐败形势严峻，维稳问题突出。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中国的历史学家谈话时就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来，面临着掌权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多重考验，对于如何清廉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制度安排。当前，一些腐败分子贪腐的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都让民众瞠目结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官员队伍中出现的消极腐败是导致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统计显示，中国国内发生的群体性事件，2003年是6万起，2008年就升至12万起，2009年更是达到23万起。对于从严治党和反腐败，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还有人甚至把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反腐败力度加大扯在一起，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发展。事实证明，腐败是执政党的“心腹之患”，如果不能及时加以剔除，中共将面临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如何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脱离群众、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等深层次问题，是摆在习近平执政团队面前最为现实的尖锐矛盾，也是一场决定改革开放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斗争。

四是人口老龄化严重，资源、环境、生态遭遇瓶颈式难题。中国执行了30年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了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但也出现了人口的结构性矛盾，人口年龄结构失调，老龄化疾速来临，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人口红利面临终结。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数据指出，截至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亿，占总人口的15.5%，这其中有将近4000万人是失能、半失能老人。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会进一步增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坦言，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14.9%，2020年将达到19.3%，2050年将达到38.6%，但与此同时，劳动人口绝对数在下降，与之相关联的就是抚养比，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也就是三个人养一个人，2020年将下降到2.94∶1，2050年将下降到1.3∶1，养老金待遇刚性增长，收支面临巨大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和环境压力倍增，多项重要指标濒临极限。以水资源为例，中国是全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占有水量仅为2400立方米，居世界第109位。然而工业化又造成可用水资源的减退，在2000年至2009年间，中国可用水资源量减少了13%。三分之二的城市和3.2亿农村人口面临安全水源匮乏问题。由于地表水被污染，人们越来越多地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消耗过量，地表塌陷。中国的环境压力之大前所未有，2013年1月的一场雾霾，几乎笼罩三分之一的国土，74个重点监测城市过半爆表。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构成了强大的倒逼压力。

五是文化价值观混乱，国家软实力薄弱。在人类历史上，大国兴衰更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力量就是思想文化的力量。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中国却是唯一保持文明传统延续不断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人阅读几千年前的文化典籍，犹如与先人当面对话，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这种可贵的文化价值帮助中国人度过黑暗的长夜，维系了民族的血脉。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盛极而衰，外来文明对古旧的中华帝制构成了致命威胁，野蛮的坚船利炮更是将文明的王冠打翻在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自身的弱点及其消极影响，更是令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喧嚣尘上。思想上的滑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和财富观，必然造成社会道德失范。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紊乱，民族精神受到侵蚀，文化建设和信仰建设跟不上全面改革的需要，也支撑不起民族复兴的需求，理想信念弱化、价值观缺失、道德素质下降、文化创造力不足、国家文化软实力与领导型大国地位不相称，如此等等，都会造成执政党和民众思想信仰“缺钙”，甚至有可能被敌对势力“不战而胜”。

六是中美关系进入高度敏感期，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当中国站上世界经济总量亚军的领奖台时，“世界冠军”美国的眼神不可避免地起变化了。美国在世界“经济冠军”的台上已经稳坐了100多年，而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对手，其心态的复杂自不待言。中美之间不但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两国的社会制度、文明传统、基本价值观和国家发展战略都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牺牲和奋斗，绝对不愿意再做任何国家的附庸或者跟班，更不可能抛弃传承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去与他国完全接轨。独立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不容置疑的选择。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继承的是以大英帝国为导师的霸权遗产，其对世界格局的构想是建立在以美国为首的雁行队列的基础上的，对权力的排他性选择也是美国社会难以舍弃的惯性思维。中美的正面竞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竞争，其敏感性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并且在极端情况下，还有从高温度竞争向高烈度冲突演化的可能性。除了要应对美国的猜疑、遏制、打压或者拉拢之外，21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也不容乐观。曾经的东亚霸主日本不会甘心就此沉沦，必然会有激烈反扑。受民族主义情绪绑架的印度，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加上西方列强唆使，也有意与中国一争短长。越南、菲律宾等在南海不断挑衅，朝鲜半岛更是是非不断，甚至有“核爆炸”的危险。已经受到削弱的俄罗斯尚未脱困，前路不明，一个过于瘦弱、局势不稳定的俄罗斯并不符合中国利益。中亚、中东、西亚、非洲动荡不定，中国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欧洲经济不景气，民心浮躁。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深化蔓延，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威胁中国安全。这些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都是不确定性因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合作，需要更加高超的智慧，也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中国领导人必须精心谋划。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习近平对中国改革的命运具有清醒认识，他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对历史关口上的改革难度说得非常清楚，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