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人者须秉持公心

最近，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第六条明文规定：“建立健全干部‘带病提拔’问责机制，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按照职责权限，实行责任追究”。《人民日报》刊发仲祖文称：《意见》是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有力武器”。

其实，《意见》出台之前，也曾出台过专门的条例和监督意见。如，2010年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就已经提出对荐人用人不当者进行追责；中组部2014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中，又规定了“十个严禁”“四个不得”“五个一律”。可以说，我党在干部选任方面，早已形成了一整套严明的程序。但为什么“带病提拔”还会不断出现，以致于中央此番又出台专门法规予以治理呢？笔者以为，除却制度执行落实不力，恐怕还得从荐人者的动机方面找原因。

回溯历史，我国自古就有举荐人才的优良传统，人们常以“伯乐”和“千里马”比喻荐人者与被荐之人的关系。而且，封建社会并无明文法典规定荐人用人失当须追责问责，但是关于荐人用人却成就许多佳话。既有又有善于荐才的明臣，又有唯才是举的名君。如春秋时期祁奚、鲍叔牙都是秉公荐人的典范，唐太宗李世民则是唯才是举的名君代表。北宋欧阳修更是因为慧眼识人，先后举荐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等国之栋梁和苏轼、曾巩等青年才俊被传为政坛佳话。

借古鉴今，在有党纪国法明文约束和规定的前提下，今之“伯乐”为何还常常犯荐“马”失当之误，甚至于造成“带病提拔”的恶劣事件呢？笔者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缺乏公心，即没站在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立场上选拔任用人才。

古人在荐人方面，秉持公心的事例有很多。春秋时期，齐桓公平息叛乱，开始治理齐国，欲拜一直追随自己的师傅鲍叔牙为相，而鲍叔牙却极力向齐桓公推荐自己曾经的政敌管仲为相，并告知齐桓公：自己的才能只够辅助齐桓公治理齐国，若想统一天下非用管仲不可。齐桓公采纳鲍叔牙建议，拜管仲为相，成就称霸中原伟业。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临终之前给夫人留下遗言：自己过世之后，若有人向赵王推荐儿子赵括为将，让其夫人要竭力阻止。将门出将是光耀门楣的幸事，但赵奢深知儿子夸夸其谈并非将才，不仅在其位时，不向国君为其子要官，而且临终还遗言让夫人阻止赵王起用其子为将，赵奢为国为民的公心可见一斑，令后世感慨。只可惜，赵孝成王没有听进赵母的劝谏，依然拜赵括为将，并在长平之战中替换廉颇，终致大败，赵国国运因此一蹶不振。

以上一正一反的两则历史典故，充分体现出秉持公心荐人用人的重要性，为后世树立起禁诫。

古语云：要“以史为镜”，我党是由先进理论武装的、拥有95年光辉历史的执政党，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当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应有的素养。当前，荐“马”失当的“伯乐”之所以大有人在，并非不明历史，不懂党纪国法，关键是私心作祟。他们有的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热衷于用心腹之人根植个人势力；有的受人之桃，报之以李，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有的手脚不干净，留下“把柄”，被人威胁要挟，不得不卖官做交易……由此，就造成将一些“病马”甚至是害群之马被当作“千里马”使用，不仅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而且贻误发展时机，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荐贤举能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应尽职责。但须牢记：必先秉持公心，要以为党忠诚之心，坚持从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立场出发去荐人用人，这是选贤任能成功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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