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究竟覆灭于谁手（2）

朱元璋对宦官活跃的暧昧态度

从各种史料来看，明朝后来宦官势力的增长是明朝各项制度的建立者朱元璋本人所极力反对的，或者说至少是不支持的。根据《明史·职官三·宦官》的记载：太祖尝谓侍臣曰：“朕观《周礼》，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因用阶乱。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有内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终其身不召。因定制，内侍毋许识字。

太祖皇帝朱元璋曾经跟侍奉的大臣们说：“我读《周礼》，发现古代君主身边的宦寺人数不到一百，后来的朝代发展到了数千，所以宦官就开始犯上作乱。这种人只可以去从事打扫这类的工作，不能让他们干别的，也不能让他们人数太多。”又说：“这种人中善良的人不过上千人中的一两个，而为恶的人通常都是上千。如果用他们作为自己的耳目，那么你的耳目就会被蒙蔽，如果用他们作为自己的心腹，那么你的心腹就会变坏。管理他们的方法，在于使他们畏惧法律，不可以有功劳。他们畏惧法律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有功劳就会恃宠而骄。”有个宦官侍奉朱元璋很久，有一次偶尔对政事发表了意见，立刻被朱元璋斥责，终身不再使用。并且由此定下规矩，宦官都不许识字。

讽刺的是，朱元璋要求朝廷的宦官“毋令过多”、“不可使有功”偏偏明朝宦官规模历朝历代排名第一，参与政事最多;又告诫后世子孙对宦官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偏偏自其子朱棣开始，明朝君主就喜欢以宦官为耳目心腹。后世文人都感叹朱元璋的初衷没有得到贯彻，否则明朝不会出现宦官干政的现象。然而朱元璋是否如他自己所说的那般极力压制和疏远宦官，又或者所谓朱元璋对宦官的深恶痛绝态度只是后世借古讽今的一种附会?

朱元璋自己其实并不避讳使用宦官参与政务，《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八·西域二》就记载早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中官赵成就代表朝廷出使西蕃并主持互市绢马。此后数年中宦官屡次作为使节出使册封和护送他国使节归国。这不能不说是《明史》一个小瑕疵，因为《明史·职官三·宦官》中记载“然二十五年命聂庆童往河州敕谕茶马，中官奉使行事已自此始”，以及“(永乐)元年，李兴等赍敕劳暹罗国王，此奉使外国之始也”，这里所说的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聂庆童前往河州主持茶马互市和永乐时期才有中官出使外国的事迹，都与后面的叙述相矛盾。

宦官揭发了胡惟庸的罪行

既然朱元璋其实也会任用宦官参与处理一些政务，那么他会不会将对抗胡惟庸集团这样隐秘的任务委托给宦官呢? 很可惜的是，官方对胡惟庸案的描述本身就充满了各种掩饰和矛盾，更无遑论及朱元璋暗中的策划和准备过程，不过在流传甚广的野史中，胡惟庸的谋逆，却是由一个宦官揭发和破获的。

这个故事记载在清朝傅维鳞编写的《明书》中，在卷一五八，宦官列传的开篇：云奇，南粤人。太祖时守西华门。迁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谋。惟庸诳言所居井涌醴泉，请上往观。銮舆西出。云虑必兴祸，疾走冲跸，勒马衔言状。气方勃猝，舌駃不能达。太祖怒其犯，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垂毙。右臂将折，犹奋指惟庸第。上见状乃悟。登城眺顾，见其壮士披甲伏帷屏间数帀。亟返堫殿，发兵擒惟庸。召奇，则息绝矣。上追悼之。锡赐加等。令有司春秋祀之，葬钟山之西，树碣表其忠焉。

译文如下：云奇，广东南部人，朱元璋时期守卫西华门。后来被调到左丞相胡惟庸府邸当差，暗中打听到胡惟庸要谋反的消息。这时胡惟庸骗皇帝朱元璋说自己家中的井涌出了甘甜的泉水，请朱元璋来家中观看，因此朱元璋和随从就往西去胡惟庸家。云奇想到胡惟庸肯定是要趁机图谋不轨，就冲到朱元璋的车队前，抓住马的缰绳要禀报。但是他跑得太急，气息不济，一时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对他无故犯上的行为十分恼火，就让随从殴打云奇。云奇被打得奄奄一息，右手臂都被折断，仍然坚持指向胡惟庸家。这时朱元璋才醒悟过来，于是登上城楼眺望胡惟庸家，看见他府中有众多身着盔甲的武士埋伏在屏风帷幕后，于是朱元璋返回宫廷，召集军队捉拿胡惟庸。又让人找来云奇，这时云奇已经气绝身亡。朱元璋很是悲痛，不仅给与赏赐还追升他的官职，又让朝廷将他列入春秋季节祭祀的先烈中，云奇被埋葬在钟山西侧，坟前还立有记录和表彰他忠诚事迹的石碑。

傅维鳞记述的这个故事只能算是稗官野史，真实性不能保证。抛开云奇以死相谏、朱元璋登高识阴谋这些破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不说，其中很多章节都有明显的漏洞和不合理，比如胡惟庸在家中伪造醴泉，古代大臣但凡与祥瑞沾上边都是犯忌讳的事，胡惟庸这么做不仅招不来皇帝，反而会引起猜忌，以他身居左丞相的见识即使谋反应该也不会谋划这么简单。

不过傅维鳞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乃入寻味的地方，就是云奇的身份。胡惟庸案发生在洪武十二年，此时的内廷机构还比较简单，以云奇曾任西华门守卫的身份，他应该隶属于内廷皇门官这一系统，然而为何他又能被派遣到胡惟庸的府邸当差。胡惟庸只是外廷文臣，不是藩王，所以府上不该有宦官当差。而如果云奇是接受朱元璋的任命大摇大摆地进入胡府，那么谋反这样的大事应该在他面前极力隐瞒才对。而《明书》中记载云奇是“迁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谋”，“迁”意味着他是接受官命的委派，“刺”意味着他是有预谋的打探。因而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结合后来朱元璋好用锦衣卫伪装潜入大臣府中暗中打探的风格，云奇很可能是被朱元璋派遣，隐瞒身份混入胡惟庸府邸收集情报。只是《明书》这一段的记载疑点太多，我们也只能做出这样的猜测不能确实。不过倘若朱元璋果真调动宦官充任密探，那整个明朝的厂卫系统历史都得重新改写。

云奇的故事太过传奇，大多学者对其都是将信将疑，并不采纳。而官方编修的《明史》将胡惟庸列入《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并对胡惟庸案的经过持另一种说法，另一种少了许多演义色彩更偏向现实政治的说法。巧合的是，官方认同的胡惟庸案发经过，其肇始同样来源于宦官的揭发。

“(洪武)十二年，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几，赐广洋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帝询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时谪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

译文如下：洪武十二年，占城国派使节进贡。左丞相胡惟庸等人将这件事压了下来，没有向朱元璋禀报。后来有宦官见到了占城使节，就回去向朱元璋禀告。朱元璋很生气，就责备中书省的官员(中书省，以左右丞相为首的最高文官署衙)。胡惟庸和右丞相汪广洋都磕头向皇帝道歉，同时把责任推给礼部。礼部官员又把责任推回给中书省，这样一来朱元璋更加生气，就将双方都给治罪关入牢中，要追究主要的责任人。不久就赐汪广洋死罪，汪广洋的妾陈氏随着他殉死，朱元璋就问这个陈氏的情况，得知以前一个犯罪的官员陈县令的女儿。朱元璋震怒地说：“被处罚官员的家属都是赏赐给开国元勋的家中为奴，汪广洋只是一个文臣，他怎么会有那些人的家属?”于是让司法部门彻查，结果胡惟庸和六部的官员都被牵连进来，被判了罪。第二年正月，胡惟庸的党羽、御史中丞涂节出卖胡惟庸，向朱元璋揭发他谋反的事实。前任御史中丞商暠被贬为中书省的低级官员，此时也出来揭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震怒，让官员追查此事，发现此事牵扯到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官员向朱元璋禀告说：“涂节本来就参与了谋反，现在见到事情没有办法成功，所以才回来检举胡惟庸，这种人不得不杀。”于是朱元璋下令诛杀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

隐匿占城使节来访本身也只是个工作失误，礼部和中书省还可以相互推诿，最后，竟演变成丞相胡惟庸的谋反案。明史第一大案事发居然来源于某个宦官的见闻，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个宦官想必是不知道，朱元璋在《明史》曾被记载为，有宦官“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终其身不召”。他居然还在朱元璋面前多嘴地讨论外事活动，甚至可能挑唆君臣不和，难道就不怕被发配甚至刑罚?合理的解释，就是这种汇报行为是朱元璋默许的。那么，我们更进一步猜测，如果这些宦官本身就是朱元璋派出刺探朝政的工呢?也正因此，他们才会对外国的使节这么敏感。

关于宦官特务机构的猜想

胡惟庸案发后，开国六国公之一的李文忠曾经上疏朱元璋，劝他不要在政治事务中重用宦官以及停止诛杀无罪和轻罪的大臣而触怒了皇帝，被罚入狱，后来因为他是朱元璋外甥的身份才被开释。不过这一段经历只被记载在南京地方志中，不算是信史。

无论是正史、野史还是地方史中，朱元璋在对胡惟庸案的揭露过程中都伴随着宦官若影若现的存在。如同冰山一样，水面可见的不过十分之一二，无论是云奇还是撞见占城使者的无名宦官，作为胡惟庸罪行的揭露者，他们的成功或许是建立在无数宦官同伴的搜集和潜伏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宦官组成的情报机构，是真正覆灭胡惟庸的幕后推手。

显然，相比于明朝后来的皇帝们，朱元璋在自制力和控制力方面都远超常人。他意识到锦衣卫的权力膨胀而将其解散，却被后来的继任者重新组建;他意识到宦官对文官的监视只是权益之计，非常时期过后就加以限制，而后来的继承者则搞出了东厂、西厂、内行厂。

虽然提到宦官特务机构，在明朝的历史上并不陌生，但是将其最早的出现由永乐时期东厂的建立提前了半个世纪到洪武年间，还是一个相当大胆地假设。不过，朱元璋本人的性格和当时的政治现状，都决定了这个特务机构与其说是专职的组织机构，不如说是临时组建的胡惟庸专案组更为合适。作为宦官，他们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而特殊的生理构造又使得他们不可能被文官集团所接纳或收买，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参与政治新格局的分红，只能继续淹没在历史文牍之后。对于朱元璋来说，宦官们就是他生理机能的延长，不带有独立的思想可以专注地在自己控制之下执行任务。或许，这也是他和后世君主任用宦官参与特务活动的初衷。不过对于更多的君主们来说，缺乏朱元璋的控制力和魄力，使得他们反而被自己的耳目所控制，这不能不说明朝政治诸多现象中最为悲哀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