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雷：关于法治建设的几点理性思考（6）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应心存敬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德治礼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治理和法律治理都已经做了很好的规范，所以我们要对历史、对文化要有敬畏之心。

现在，中央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逐渐推进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互融为贯通。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国司法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总体上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相适应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紧紧围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抓紧落实有关改革举措，取得了重要进展。习近平指出，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同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保持我们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们要借鉴国外法治的有益成果，但不能照搬照抄国外司法制度。完善司法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遵循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体现权责统一、权力制约、公开公正、尊重程序的要求。司法体制改革事关全局，要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有序推进。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司法机关实际情况积极实践，推动制度创新。

中国的历史上，秦朝苛法太严，二世而亡，汉朝吸取了这个历史教训，贾谊在《过秦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秦朝的失败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所以中国治理国家讲的是善政和仁政。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没有中心，天下大乱，在南北文化融合过程中就发生了军事冲突、战争。五代十国也是一个动乱时期，在乱世，法律是不起作用的，全都是按照成王败寇的这个标准在进行。到了元朝，实行的是部族的军事统治，并没有汲取中国传统的礼治、文治、善治、人治的思想，所以有人说元朝具有帝国的性质。

说到帝国，我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点知识。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以文治和礼治为主要治理方式的国家，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皇权不下县，靠乡规民约、宗族族长共同治理，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帝国”这个词是外来文化传进来的，用列宁的话说，帝国就意味着战争，帝国具有掠夺性和侵略性。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比如郑和下西洋，中国人走到哪里，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就走到哪里，这是文化普及和文化交往的过程，走的是和平之路。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也是以文化先行的。实际上，未来中华民族的崛起也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为标识的。所以我们对历史、对文化要有一种敬畏之心。

到了清朝时候，实行的是部族的军事统治。而到了民国的时候，军阀之间相互征伐，派系斗争严重，这都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讲依法治国是要讲法律尊严和犯罪成本的。我们现在进行市场建设的时候，犯罪成本太低，这就导致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现象猖狂。在法治建设时，该严惩的一定要严惩，比如对做假药的、生产毒奶粉的，就要严惩。

还有就是不管是市场还是官场，都缺乏监督。官场上，由于监督没有跟上，导致一些腐败分子根本没有敬畏之心，更不用说什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中国传统社会是人心社会和法治社会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根基和我们的文化向往到底是什么，在制定法律和执法的过程中把握好分寸，做到以人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中，老百姓注重讲理，但是现在我们要讲法，要将讲道理和讲法融合在一起。

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第一，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第二，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第三，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不拘形式；第四，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廉洁公正。现在的法治建设也应该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我们要加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

我们在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我们的文化根基，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样制定出来法律和政策才能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惯。文化和民族是密不可分的，民族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凝聚民族，中华民族就是按照这个路径走的。我们的文化讲礼治和文治。历史上，中国文化有效地融合了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到了中国以后变为禅宗，宋朝、明朝的时候有宋明理学。现在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都在践行中华文化中友善、仁政的一面，这与西方提出的“冲突”显然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本次讲座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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