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斐：文化自信何以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3）

在当今世界，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日益密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西方世界的分歧，特别是与美国的分歧，表面上看似由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差异所引致，而实际上若要从深层次进行勘测，那则是由不同文化基因及其对文明的涵载与认知在方向、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异所造成的。中国有5000多年文化与文明的涵负量和浸润期，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却仅仅只有240年的建国史，其民族文化鲜有长期的文化氤氲与文明浸润。他们除了在现代科技上暂时占有某些先机与优势之外，其在人格与道义、理念与认知、情操与精神诸方面，则基本上还处于蒙昧状态，他们所信奉和执守的处世哲学与处事原则，显然都还停滞在丛林法则与弱肉强食的颟顸阶段。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顺天应人、天人合一；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箴言灼理，对于美国来说则完全是一片昧然，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这种道行与认知，当然就更谈不上实践与奉行了。与此同时却将他们对世界的觊觎与霸权奉为“普世价值”，强加给他人和他国，且四处进行战争讹诈，全面实行危机边缘与战争边缘政策，特别是其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越来越热衷于对中国施高压和秀肌肉，并以近乎病态的狂妄与焦虑竭力扼制中国复兴，阻止中国强大，肆意放任其围堵中国的战略冲动，惟恐天下不乱，妄图火中取栗。然而，面对美国的无理挑衅和战争叫嚣，我们的方略和态度却完全与之相反，始终恪守既坚决反制、强势应对，又有理有节、文明处置的原则。

何以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就因为我们具有文化自信和文明内蕴。在5000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浸润下，仁义道德已融入我们的灵魂，成为我们一切思维与言行的基本遵循与既定范式。我们深知“国家虽大，好战必亡”，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道理，并将之作为管控分歧、消弭战祸的基本国策，坚持以强而无欺、大而不霸、不亢不卑、有理有节的原则和态度处理国际争端，严格管控分歧。这不仅是我们的处世原则与行事策略，更是由文化源流所形成的行为习惯与民族性格，是完全与所谓的修昔底德原理相悖的。事实上，美国的观念与行为往往与其愿望与目标背道而驰。正如美国《福布斯》杂志于2016年10月11日刊登的题为《美国正迫使又一个国家与中国形成更亲密的关系》一文所云：“只要愿意开展经贸往来且不搅和内政，中国就会一视同仁。这是一种正在打破美欧政经封锁的战略，不但导致此类封锁过时失效，还极易引发明显适得其反的地缘政治后果。”其实，早在14至15世纪时，中国就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即使如此 ，我们也从来不曾觊觎过任何国家的一寸国土。郑和航海七下西洋，所到之处逾30国之多，但却并未掠夺任何国家、建立任何殖民地，而只是以相知、相交、相益、相和为目的，建立友谊与信任，绝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航海的船队到了哪里，殖民地就占到哪里。对于此，就连英国学者汤因比所得出的总括性结论也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征服野心的民族。”

没有征服野心，自然是文明的表现，但与此同时，其另一面则是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凸显。中华民族历来信理不信邪、务实不慕虚，坚持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我们不觊觎别国的一寸土地，但我们也绝不会允准任何国家蚕食我们的一寸土地，更不会以出卖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而求得少惹是非、苟安一时。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华文化为我们所铸就的民族风范与民族性格，这也正是文化自信的功能所显与定力所现。因为文化是思想的形诸与精神的标识，并由此而决定了文化自信既来自民族和人民所特有的精神——理念——情志，同时又成为禀赋与提升民族和人民之精神——理念——情志的基因与酵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我们不仅占有先机，而且更占据优势。5000多年文化与文明源远流长、深滋厚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契共融、炳辉发力，在为我们厚植文明基因的同时，更赋予了我们以无比坚定而强大的文化自信。

（作者：山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