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2）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和阐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表达了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决心，对我国经济学界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界的学者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基本内容，但是，从学理和学术的角度来说，还需要进一步“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从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来说，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创新又是推动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与19世纪英国的关系、李斯特与德国崛起的关系、经济学美国学派与20世纪美国的关系,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济学的主动创新和创建，而是教条主义地照搬国外已有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的创新与经济的崛起和赶超。因此，不应该认为，中国还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而中国既无条件也无必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相反，中国要最终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必须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

从根本上来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产生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特殊时代产生新的特殊经济现象和问题，当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给出科学解释时,新的经济学理论便会应运而生。从当下时代的特点与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来看，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对已有的两大主要流派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

具体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道路，而且也无法为金融危机之后的西方发达国家走出经济低迷状态提供新的真知灼见，除了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摇摆外，很难再有什么真正的理论创见。而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是它们的混合，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周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当然更不能解决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生态危机等难题。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问题更不可能依靠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解决。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但是，不能教条主义地、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必须科学地解释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及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问题，必须通过艰苦努力，创建系统的、严谨学术规范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范畴本身，就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和胆识。众所周知，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学科，是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去人们往往把这部分理论叫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充分认识二者的重大差别。

首先，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差别。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的。但是，二者又存在明显的差别，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范畴的提出，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一门学科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点至少在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许多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是不承认“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概念的。在他们看来，正像世界上只有一种物理学一样，世界上也只能有一种经济学，而这个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他们认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是真正先进的经济学，而且也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所谓“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显然，这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并认为只存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显然是不符合社会科学实际的。事实上，经济学理论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流派。历史上德国的经济学与英国的经济学就不同，后来美国的经济学也与英国的经济学不同，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种经济学。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差别还在于，二者体现着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理解和态度，体现着对于社会主义本身的不同理解和方法论。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演绎逻辑，也就是说，始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更多地侧重于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侧重于分析现实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发展、发展的必然形式、道路和规律等等问题。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认识和理论创新，它指明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创新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实践价值

综合当前国际国内各方面实际情况来看，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具备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厚实和各种有利条件，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挑战。当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候，如何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并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道路和具体策略，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事实上，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同的人依据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如：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的规模也越小越好。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全面地辩证地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不能简单地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创造性，在承认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般性的同时，更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条件和制度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资本主义条件和制度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本质性差异。

在国有企业和改革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国有企业天然就是低效率的，因此，必须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等方式，使国有企业全面民营化即私有化。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它不仅不是低效率的，而且是我国实现重大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实现国家战略的主力军，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而不是私有化。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和重点就是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和进一步“市场化”，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进一步放松各种“政府管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和重点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当前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部分产能过剩和产品库存严重等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把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国有企业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与民营经济同时得到更大更好的发展，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保持中高速良好发展。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只有坚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有效抵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其他各种错误思潮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各种错误解读和导向，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所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政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进一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