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两会：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直挂云帆”这五年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是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以新一届党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向13亿多中国人民许下的重诺。蓦然回首，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共产党乃至今日之世界，已在过去的1500多个日日夜夜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6年12月底，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自2013年以来，有100余万名党员在反腐行动中受到惩处。习近平要求加强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创造一个“制度笼子”，确保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文章认为，在领导层积极开展反腐斗争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执政党根基方面正在发生质的飞跃。

“2016年，很多美国人已开始感觉到中国发展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在购物中心，在付款时——而且感觉到世界权力中心正从美国转向中国。”2017年1月20日，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所长罗伯特·戴利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文称，“2016年，中国的宏伟规划可能开始使天平向中方倾斜。”

西方世界的这种感觉在2017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尤其强烈。德国《商报》在会议期间刊文感慨，“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颠倒了。即将就职的美国总统对世界发出实施惩罚性关税的威胁。同时，中国国家主席发表了支持公正的全球化的主旨演讲。当今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达沃斯的经济精英年会上成为维护自由贸易最强有力的先锋。”

1月17日，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兰红光摄/本刊）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分析说，十八大以来的四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大事、议大事、干大事，纲举目张，战略布局和总体布局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进展，并使我国胜利完成“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24个主要指标完成率高达96%，为历次五年规划完成率最高的一次，“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特别是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读说，2016年中国GDP达到74.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高于印度的6.6%，三年后重夺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第一。按照IMF测算，2016年度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33.2%。而美国只贡献了0.3个百分点，欧洲也仅0.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的贡献率远超所有发达国家之和。

四年多过去了，胡鞍钢回顾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手笔不断”，最精彩也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就是“四个全面”国内战略布局加上一个“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战略布局，为我国开辟了空前的“天时、地利、人和”新局面，也创造了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国际影响力、最具全球领导力的纪录。

“党中央顺势而为，应势而动，乘势而上，不仅进一步延长了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且更加自信、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战略机遇期。”这位专注中国国情研究30余年的学者给出的结论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最大的成功是战略决策的成功，而战略决策的成功是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而支撑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基础，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创新在过去四年里厚积薄发。

沧海横流之千年变局

“进入新世纪后，人类文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突出的标志就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制度效率都在持续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影响力快速上升的新兴国家迫切需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自主道路。”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自己看到的场景就是，“剧烈的全球性结构性调整，正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新的平衡。”

从外部环境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直接导致冷战结束后兴起的这波最大规模全球化进程的重创乃至停滞，西方发展模式漏洞百出、缺失尽显。发达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以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为资源配置中心主导的“中心-边缘”国际生产和消费大循环，产生了自身难以有效克服的制度性矛盾，出现断裂和崩溃之态。

与此相伴，20世纪最后十年，以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一书为标志达到巅峰状态、以“市场万能”论、“政府失灵”论和“经济人”假设等理论装配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全球化发展模式，似乎不可思议地在西方中心美国“触礁”，掀起一场震荡全球的金融大危机，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受到全面重挫。8年来，面对世界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动荡的新现实，以该理论为支撑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几近束手无策境地，至今难以从根本上解除金融危机风险……

从内部压力看，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日趋紧迫。“中国也是国际金融危机最大受害者之一。”胡鞍钢研究发现，201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3.1%，数据回归到了18年前的199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64.8%的顶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开始下滑，直到今天降至十几年前的比例水平，说明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极其剧烈。”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速2010年后下降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同时也印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发展转型的内在紧迫性，一直是现阶段和未来相当长时间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内因。

从发展矛盾看，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最突出的变化是：一方面，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发展所需要的协调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任何单边或双边的方式都难以解决诸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抑或气候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必须是多边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冲击下的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日益分裂和破碎，西方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思维意识不断强化，正在加大全球发展的协调难度。

尤其是西方发展模式急剧衰颓，世界各国发展共识日趋分化，人类面对着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大抉择。为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者和研究学者都开始反思，并寻求新道路、新理念和新理论，以期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包括中国在内，人类未来向何处去？亟待发展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指引。

刘尚希认为，审视这个复杂的世界格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全球的变化与中国紧密关联，而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发展特质，也决定了“要搞好全球的治理，就要搞好中国的治理。中国内部的治理搞好了，那么全球的治理也就有了希望。如果中国内部治理搞不好，全球的治理也很难有前途。因为，不管中国怎么干，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在那里。”

正是在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沧海横流时刻，十八大报告向世人宣告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刘尚希看来，这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宣言书，也是13亿多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对执政党的时代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再次为人类发展探索全新道路拉响的启航汽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