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卓：廉政文化建设应摆脱传统“父母官”思维（2）

“民本”思想立足于统治者而非百姓

对于政治及国家治理，我国思想的发轫期，也就是春秋战国年代，就有了老庄孔孟韩非墨翟等一批思想家为代表的“百家争鸣”盛况。那时，在各家思想中，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廉政”的观念，尽管各家表述不同。比如，在《周礼》中，就已经有了一些官员考核的标准，这些标准就是我们熟悉的“六廉”，也就是“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值得注意的是，这六个方面虽然在今天看来不完全是“廉”的内容，但在当时，都以“廉”作为其冠首语。也就是说，当时的人是将能够使一个官员胜任的一切要求，都当作“廉”的内容。我们这里只探讨狭义的“廉”之义，并且只着重谈廉政的思想基础，以及廉政的现实基础。

《周礼》的“六廉”中，虽然不直接涉及廉政的思想基础，但《周礼》，以及“三礼”中的《仪礼》与《礼记》，显然都有很成熟的思想基础，就是我们后来非常看重的儒家所谓的“民本思想”。我们这里要着重论证的“廉政”方面的内容，在“周礼”中，基本就是儒家与法家兼融，德治为主，但也辅之以刑罚。

这种儒家与法家的融通，也造成了对廉政思想基础的“民本”思想理解的混乱与误读。人们错误地认为，儒家的思想就是铁板一块的“民本”主义，在极度推崇传统思想的民族主义者眼中，儒学的现代化成了当今社会最好的出路。其实，就在儒家内部，孔子与孟子在对待“民”的态度就是不同的。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初创者，其思想本来来源于礼仪执行者，而礼仪执行者的初衷就是为统治者张目。因此，“以民为本”，在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子那里，事实上就成了一种策略。本质上，孔子是在为统治者开药方，是从统治者如何治理百姓入手，而非是从百姓如何获得平等自由着力。

如果我们看到了儒家初创阶段，包括孔子在内，都是在为统治者张目，作为内在核心的“仁”也好，外在表现的“礼”也罢，都与作为驾驭臣民手段的“帝王之术”的“法家”是互相融通的。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并非是“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真正快乐的力量，也就来自于心灵的富足，来自于一种教养，来自于对理想的憧憬，也来自于与良朋益友的切磋与交流。”其实，不论《论语》中的孔子，还是《孔子世家》中的孔子，抑或是《孔子家语》中的孔子，都不是“快乐”的孔子，因为他自己努力周游列国要给统治者开药方，但统治者并不领情，他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到了孟子时期，《孟子·尽心下》中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也即是说，国家、天下、君王、诸侯、大夫，最终都是为了老百姓而存在的。应该说，在战乱频仍、生产力落后的先秦时代，孟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初步的“民本”主义者。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孟子的倾向性明显地倒向作为大多数人的劳动者一方。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孟子实现“民本”的道路，仍然是说服统治者去实施“爱民”的所谓“仁政”，这不过是一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道主义”而已。这样的立场，既看不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更找不到解决的出路。

当代廉政文化的培育应以官民平等为基点

官，在现代社会就是管理者，是一种职业，是纳税人雇佣的“公务员”，但同时他们自身也是纳税人之一分子。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官，就是民的一部分。所以，处处以一种政府与纳税人对立的姿态谈论廉政文化，本身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应该明确，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如果不经过脱胎换骨的现代化改造，肯定是不能胜任现代政治理念的。“父母官”的说法，固然能够拉近官与民之关系，但根本上看，这种关系还不是官民关系的实质。不论是为官者视百姓为“衣食父母”，还是老百姓将做官者看作“父母官”，都不是本质意义、现代意义的官民关系。现代意义上，官与民是平等的，是职业分工不同，同为纳税人，同样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才可能把廉政文化的理路与根基摆在一个较为合适的基点上，从而创造出新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文化理路。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