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莉：建设雄安新区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4）

主持人：赵主任，请问雄安新区对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乃至国家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赵莉：雄安新区对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

从北京来看，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60多年的建都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70年，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快速发展为特大型城市。但由于功能承载过多，带来了人口的膨胀，患上了一些典型的“大城市病”。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后，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大城市病”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绩。

比如：2013年至2016年，累计调整退出企业1341家，已提前完成了《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要求的调整退出1200家污染企业的任务。2017年北京将继续修订并落实污染行业淘汰退出目录，预计全年将疏解退出500多家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全面清理整治镇村产业小区和工业大院。2014年拆除中心城商品交易市场36个，升级改造34家；2015年调整疏解150家商品交易市场；2016年北京市完成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117个。

近几年，我们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这并非一日之功，特别是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坚持集中疏解与分散疏解相结合”的工作中进展较慢。三年来，已有许多企业、市场、人员分别疏解到天津、河北的许多地区，但由于缺乏集中疏解地，各地的发展水平千差万别、承接方面的政策和做法也都各不相同，因此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转不出去、留不下来”的问题。近些年，我们有些企业去了秦皇岛、曹妃甸，有些去了沧州、永清、白沟等，这些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分散。

北京按照中央制定的人口控制政策，只能解决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机构迁出或者是低端产业和市场的迁出等。从这个角度讲，雄安新区的设立，第一目标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空间作为各类中央企事业单位迁出或者相关单位增量扩张的载体。设立雄安新区，其任务就是要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从河北来看，它身处京津腹地，但由于受京津两大直辖市“虹吸效应”的影响，始终没有培育起能够支撑全省发展的大城市，并且其产业结构也相对低端、粗放。近些年，曹妃甸工业新区的建设带动了河北东北部的发展；北京携手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带动了河北西北部的发展；但广阔的冀中南地区没有明显的发展机遇。在距北京、天津100多公里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设立新区，不仅会促进冀中南区域的发展，而且能给整个河北的发展与升级带来巨大的动能。

从京津冀来看，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区域的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总结发达国家大都市及北京以往城市空间布局的经验和教训，大家发现，距主城区30—50公里之间适宜于建设卫星城，卫星城容易受主城区的辐射带动，但易与主城连为一体，加剧主城区“摊大饼”式发展；并且容易导致职住分离，增加通勤压力。雄安新区在距离北京100公里之外选址，与北京、天津刚好构成边长各有100多公里的金三角，既能避免卫星城产生的负面影响，又能与北京、天津双城合力构成京津冀既稳固又富有活力的核心区。未来，随着一批央企总部、行业机构、教育、医疗等企事业单位的功能疏解，北京资源过度集聚的现象将得到缓解。在雄安新区成长的过程中，京津有了腹地支撑，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都会得到很大改善。

从全国范围来看，深圳经济特区推动了珠三角的发展，上海浦东新区带动了长三角的发展，并且它们对全国改革开放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设立雄安新区，其远期的控制面积将超出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利于改变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结构，有利于在新常态下形成第三增长极，为全国经济注入巨大活力，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力。

从国际视角来看，“大城市病”是发达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经历过的阵痛，今天仍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通过设立雄安新区，将大城市的功能分流，既能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又能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这一点，正如巴西中国研究所所长龙涅•林斯所说，“中国政府在雄安新区的实践将给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建设雄安新区的过程中，对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开放城市等一系列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实践与探索，必将在国际社会进一步展示中国治国理政与城市规划建设的成功经验，传递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提升中国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