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雅华：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2）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那么，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超越其他诸种理论，最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并指引中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呢？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文化转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文化心理与理论渊源这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从文化心理的层面来看，此前的诸多文化思潮，更多地带有一种英美自由主义的色彩，或者说更多地体现了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方案的特点。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从根本上撼动了西方启蒙理性的神话，也使得深受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传统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惊觉：一个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竞争式的社会形态并非未来的理想蓝图。他们希望寻找另外一种理论资源来推动社会变革，并提供价值理想层面的身心安顿之地。因而，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中，历史是一个趋向未来与解放的世界图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具社会感与历史感的共同体构造。在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述中，更是充满了道德与理想的辉光。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形成了强烈共鸣，可以说，这种内在文化基因、文化诉求上的共鸣与共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正是因为如此，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与革命领袖都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投向了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历史选择、道路选择的背后，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从未间断的历史使命与价值追求。

其次，从思想渊源而言，马克思主义脱胎于德国深厚的思想传统。它的本体论以及思想和哲学的基础，是把人看作社会历史的存在，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平等自由的存在物。这样一种理论背后有着一整套的价值关怀，并且指向一个终极性的价值。这是德国思想与英美自由主义思想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哲学家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在批判和克服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在与机械式的现代科学思维与自然法权话语进行对抗。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首先是对日益资本主义世界化中的“个体化”这个基本现实所进行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人不是一个被剥掉了社会、历史、文化之有机关联的无差别自由个体，而是一个富于伦理性、历史性、意义性的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都强烈地认识到，现代的科学合理性、自由主义的功利性，不能作为人类生存的正当性基础，而必须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外，重新建立人的本真性与有机性的价值基础。只有如此，人才能摆脱计算与欲望的束缚，真正获得尊严与自由。以德国浪漫派为例，他们在理论中批判性地引入了“爱”与“团结”等关乎总体性、有机性的概念，重新挖掘家庭、社会与国家的伦理关系。在他们看来，自由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家庭、市民社会或者高于市民社会的国家，以及更进一步的人类共同体的自由。对家庭、社会、国家的伦理关系的重视，使得德国思想传统与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遥相呼应。这样一条现代性批判路径，是德国式文化启蒙的独特传统，同时也是西方理论内部的一种自反性力量。正是因为如此，德国才会在不断克服启蒙异化的过程中，走上另外一条重视伦理、历史、文化、传统之本真价值的思想道路。马克思诞生于这样的思想传统当中，因而特别强调人的社会意识存在。也就是强调人不是一种个体主义的绝对存在，而是一种具备深厚历史感与社会感的共同体的存在。在这样的个体存在基础上再去建构起一个国家，或者超越国家的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说，在德国的思想谱系中，价值不是抽象的、自由不是个体的，而是一系列安放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乃至共同体中的具体、充满历史感和实践意识的存在。同样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甚至价值虚空的市场交换、公平竞争的场所。因此，我们可以在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看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积极有为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