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2）

（三）经过实践检验和思想斗争，从哲学层面进行总结、论证、升华的客观条件基本成熟

我们党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党内在理论上与“左”右倾错误进行斗争的历史。“左”右倾错误的实质，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压制工农运动，进行阶级调和，提出“二次革命论”，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是过分地夸大了矛盾的同一性，而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错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及其地位作用，导致在实践中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则是既不懂中国的具体国情，也不去研究中国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而不作为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各种决议，甚至苏联经验神圣化，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正是因为中国革命有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有了实践检验和思想斗争的经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才逐渐在党内立起来，“左”右倾错误才逐渐被全党所深刻认识。这时候，从哲学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行总结、论证、升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清算曾经严重危害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以及批判错误思想路线的各种世界观，深刻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阐述中国革命应选择的道路，指明中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就水到渠成了。而“两论”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哲学和政治任务。

1935年遵义会议，我们党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由于红军长征，战事紧张，虽然对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了调整，但没有时间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进行彻底的解决。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长征途中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党内在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政策和策略上思想不统一，教条主义抬头。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避免出现类似前两次的失败呢？这在客观上也迫切需要我们党从哲学上做出回答，以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指导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这是毛泽东同志写作“两论”的一个现实出发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它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这样一个哲学著作。

（四）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充分地实践和理论思考，形成系统哲学思想的主观条件已经具备

“两论”也是毛泽东同志本人长期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的理论升华。他从1921年到1937年经历了16年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领导了大大小小上百次的战役战斗，经历了与“左”右倾错误政治路线的斗争，受到过排斥打击，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本人又非常善于对实践进行总结。这也是一切革命导师的共性特质。

毛泽东同志思考问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认为凡是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并且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早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的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观点。这些著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神。

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理论思考和概括。他分别于1935年的12月和1936年的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一步地发展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

由于有了一段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同志开始大量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相关读物，并从哲学层面思考中国革命和红军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还组织了在陕北的一些著名的学者，组成哲学研究会，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学习哲学有两个特别鲜明的特点：一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他把学习扎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扎根于中国大地。二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就理论而理论，他的著作都有很强的针对性，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正是在这些理论准备基础上，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不断地系统化、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