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解决全球不平等的中国经验与方案（2）

全球增长陷阱的病灶在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所有经济体无一例外都会受经济全球化影响而面临增长陷阱。在当前开放型经济、价值链全球化的世界，增长动力与发展变量与外部环境更是密不可分。国际金融、大国经济变动、跨国基础设施、地缘政治、国际规则、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国际元素，都对每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此时，分析增长因素时，不只是分析本身，还要从主权国家的世界观去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经济体“增长陷阱”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深层发展的动力更是贫乏。2016年后，发展状况更是严峻。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增长陷阱”，性质堪称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造成“新增长陷阱”的原因主要来自“输入型”经济风险，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强国制裁、战争等国际因素。

当下的“新增长陷阱”源于2008年。西方经济体无节制地“印钞救市”，占了全球货币发行量九成，给国际资产价格带来巨大的泡沫，也导致了全球实体经济通缩的恶果。当前，全球“负利率”、西方“零增长”、各国金融市场频繁波动、汇率震荡、大宗商品长期低迷等全球经济系统性问题 ，乃至难民潮、恐怖袭击频发等非传统安全层面的“次生灾害”，都源于2008年。2015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年的全球增速预期为3.1%。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已被调低至2.9%，2017年的预期略有复苏，但世界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即使相比于2008—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经济也没有提升到当时的3.26%水平。可见，全球的诸多病灶如果不解决，很难让人看到走出“新增长陷阱”的希望。这主要来自于五个问题：

一是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长期增长动力不足等难题。目前，中国人的年龄中位数为36岁，而发达经济体却已超过43岁。这就意味着发达经济体不得不面临社保与医保的负担过重、财政赤字、创新能力下降等普遍社会难题。

二是全球财富分配不公“新鸿沟”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果。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资本投资的长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报酬的长期年均增长率，导致存量社会财富日益扩大。穷人越来越多，社会消费动力不足，依靠社会消费而出现经济新增长很难实现。

三是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使得新兴经济体无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识产权与创新成果。目前，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创新获利权产生巨额暴利，发达经济体垄断了暴利，进而通过各种垄断性技术扼制了新技术创新，最终使得创新乏力，无法带动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

四是全球强势货币“风暴潮”使得天量热钱“全球漫游”，潜在危害巨大，甚至会引起下一轮的“金融海啸”。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中等规模经济体，在一夜之间失去几乎一代人的财富。目前，游资像是“风暴潮”，一旦袭来，后果难以想象。

五是地缘政治风险“互反馈”难题，导致了难民潮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因素对经济造成伤害。当今世界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日益上升，“互反馈”迅速放大，危害到各个经济体的旅游、生产以及各类消费，对各个经济体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长瓶颈，每个经济体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应对。

面对五大难题，只有跳出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找到合作应对的新框架，全球经济才能共同跨越“增长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