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岩：《诗经》之诗与经 （2）

还有一个人叫王式，是昌邑王的老师，他是一个《诗经》学大家，负责教刘贺《诗经》。在海昏侯的亲信被抓的时候，王式本来是要被处死，审判的时候，审判者责问王式：“你是他的老师，为什么我们检查档案、资料，没有发现一封你劝谏他的信？所以你没有尽到责任。”王式说他反复劝谏了：“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我以《诗经》305篇每天早晨、晚上传授给王，我给他颂忠臣、孝子之篇，苦口婆心，每天都说。一个君王走向灭亡的失道之处，我都是痛哭流涕地跟他说的。所以我不是没有谏书，“臣以三百五篇谏”，所以没有文字形式的谏书。审判者把这个报告给主持者霍光，霍光一看，确实有道理，就没有论死，而是减刑了。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以《诗经》305篇做谏书的故事。这说明《诗经》在当时是有非常实际的政治作用的，大臣或皇帝的老师要用它来作为一个教导、劝谏皇帝治国的文本。而且当时君臣之间，是非常正式的可以用《诗经》来做谏书的，这是我们去看《诗经》和现在非常不同的一个视角。

《诗经》本身有诗的层面，也有经的层面。诗的层面就是诗的文学性的一面，这是我们今天接触《诗经》的时候，大家最先接触到的。我们都觉得《诗经》是诗，有非常优美的诗。但是文学性不是《诗经》的全部，《诗经》还有经的一面，这一面实际上是传统《诗经》学的一个主体。传统的社会里面，《诗经》主要或首要的不是诗学而是经学，它的文学性排在经学之后。而这一部分近百年以来我们挖掘或者发挥得很不够。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诗经》里面有诗和经两面，它针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人会喜欢它不同的方面。在《世说新语》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说的就是当时的著名宰相谢安：“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小字）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谢安）曰：‘訏（大）谟（谋虑）定命，远猷（谋划）辰（及时）告。（《大雅·抑》）’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谢氏家族非常庞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是当时最大的家族，谢安和很多子弟一起相聚，然后就讨论起经学来了。他说：“毛诗何句最佳？”《诗经》有很多版本，但最后传下来的《毛诗》版本，所以他就问，《毛诗》哪一句最好？当时他的侄子谢玄就说，我最喜欢这一句：“我王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诗经》里在文学上非常美的一句。当年我走的时候，离家人越来越远，回看的时候已经看不见家人了，只看见路边的垂柳在随风招摇，就像游子离家时的依依惜别之意。“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说今天我回来了，雨雪下得很大，这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回来了。这是一篇非常美的写离愁别绪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