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岩:《诗经》之诗与经 (5)

摘要:《诗经》是传统六经中的第一经,也是我们现在文学经典的第一经。但百年来,对《诗经》的解读致力于突出其平民性与文学性,而忽视了其经学的色彩,导致我们只以文学视《诗经》,而丢掉了其经学维度。这是与诗之“经”的隔膜。王德岩教授从文学与经学两个维度,对《诗经》进行了解读,并特别强调了经学维度在《诗经》解读中的重要性。

这个现象得形成是其来有自的,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因为解读《诗经》的方法与传统之间有很大断裂。这个断裂也是有原因的,它的标志性转折来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我们整个文化的着眼点的转变。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那段时期,兴起了对于整个中国古代学问或者说中国古代经诗子集学问新的解读,把它打乱了,重新置于现在的学科之中,比如说《诗经》被放在文学中,其经学色彩自然就被消解了。

1922年,《古史辩》第一册里面曾收入著名学者钱玄同给顾颉刚的一封信,这封信里说“《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本书的编撰和孔老儿也全不相干,不过是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这段话的观念奠定了20世纪一直到现在研究《诗经》的基础,它标志着现代《诗经》解读与传统的断裂,我们把它单纯当作一个诗的集子,而打断了它与孔子圣人、与传统经学体系、与它作为一个经典2000年来被解读的基础。在他之后,胡适、顾颉刚等在此基础之上,重新对《诗经》作出了很多解读。后来,我们通行的权威文学史课本和《诗经》选本,比如于冠英先生的《诗经选》,基本把这个观念给固定下来,形成了百年来对于《诗经》的解读。

这里面有一些观念是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比如,认为《诗经》里最好的是诗歌,凡是下层人民写的就是最好的等。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朱东润先生就曾经专门写过长文,讨论《诗经》的《国风》是不是民歌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基本认为不能把《国风》定为民歌,大部分不是劳动人民的劳动之歌,即便是有的采集于劳动人民,也经过了当时乐官、史官的加工,有一个雅化的过程。

从胡适先生开始,给《诗经》作过几个定论。第一,《诗经》是一个歌谣总集。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运动,就是对于现代歌谣的收集,很多著名学者都做了这个工作,这批人是研究现代《诗经》的骨干,他们在收集的过程中体会到,《诗经》的形成就与收集歌谣差不多,把把歌谣收集起来编印就是现代的“诗经”。所以胡适曾有一个断论,他说《诗经》是“慢慢收集起来的一部古代歌谣总集”。对于这个结论,熟悉《诗经》的人肯定很容易对它进行讨论。首先,《诗经》中的《雅》《颂》两类肯定不是歌谣,属于士大夫的创作在国家重大典礼上应用的,《国风》里能称歌谣的也很少。后来有的学者为了更加允当,改了一个说法,说“《诗经》是一部古代的民歌总集”。我们说,《颂》是贵族的祭祀诗,《雅》是贵族的抒情诗,《风》的作者属于各阶层,算作民歌的也很少。最后,大家比较能接受的说法是:《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歌总集”这个说法,从性质上来说学者们比较认可,但是严格来说,“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说法也是不严密的。因为与《诗经》同时期的诗而不在《诗经》里的,我们发现了很多。已经统计出来的“逸诗”(《诗经》之外的诗),现在有98篇,相当于三分之一《诗经》的量。而且《诗经》之前的好多歌也不在《诗经》之中,比如神农氏的《虫草辞》、舜传位于禹的《卿云歌》、歌颂大禹娶亲的《涂山歌》、帝尧的《击壤歌》、帝舜的《南风歌》等。很多“逸诗”水平都很高,这些都没有被收入《诗经》之中。

另外,《诗经》不单单是一个文字作品,那时候是诗、乐合一的,《颂》很多时候是诗、乐、舞合一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文化艺术体,不仅仅是诗歌而已。《诗经》代表了周几百年形成的礼乐文化,我们单纯说它是诗歌总集,把它给窄化了。后来鲁迅有一个说法可能更稳妥一些,他说《诗经》“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

《诗经》是当时集大成的诗歌汇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文化或文学,从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诗集,是我们诗史的开端。它是我们的文化从“童年”的口传时期向开始形成比较成熟、绚烂的书写时期成功转化的标志,是很重要的开端。这是我们对于“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认识。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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