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改革“施工图”上的红旗和绿旗（2）

“激发人的积极性是改革的灵魂”

“人是创新最核心的要素，一切科技活动和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贺德方说，“所以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激发人的积极性。”

本着问题导向的原则，为了解决长期以来科技人员关心且饱受科技界诟病的资源分散重复封闭低效利用问题、战略任务聚焦度不高问题、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科技部在政策制定、推动落实，以及监督执行方面下了大工夫。

首先，针对“九龙治水”的科技资源低效配置和战略任务聚焦分散的问题，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改革在2014年浮出水面。目前，原来分散在40多个部门的100多项科技计划被优化整合为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和基地人才专项计划五大类计划。其中，新设立的重点研发计划实行从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突破到应用示范的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有效提升了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率。

此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也给科研人员开展工作带来了便利，改革在扩大科研单位和人员在科研项目资金管理使用、仪器设备采购、差旅会议、基本建设等自主权方面的处理尤其深入人心。一线科技工作者对此给出了颇为积极的反馈。

中国科学院一位姓李的研究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非常认可科技体制改革后“柔性的管理方式”。

另一位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段先生则用实例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由于经费投入加大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他所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得以购买大型计算机对大气、海洋等地球要素的变化进行预测，如果没有这类设备，想完成此类任务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相继面世。财税部门还配合出台了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税优惠、下放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管理权等配套政策。

此外，得益于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三权”下放给单位，科技人员转化科技成果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更高的积极性。

第三，涉及科技人员切身感受的人员管理制度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松绑”。

例如针对一线科技工作者反映强烈的“出国问题”，建立了有别于党政干部的管理制度，科研人员因公出国开展学术交流不受国家工作人员出国批次限制，不纳入“三公”经费，出国次数、人数、在外天数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自主安排。

贺德方多次强调：“激发人的积极性是改革的灵魂。”

但尽管他和同事们作出了种种努力，在办公室里悬挂的“施工图”上夺下了不少阵地，插了超过70%的红旗，他还是清楚地知道，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仍旧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在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有些则是亟待拔去的绿旗。

“改革再深入，整装再出发”

如何将制定的政策彻底地落实下去，是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人一直在思考的命题。

“首先，政策要具有可操作性，尽可能细化和具体。其次要加强政策的督查，督查要‘长牙齿’，既能推动担当和问效问责，又能用严格的监管确保科研人员和财政资金‘两安全’。第三条，我们希望各个法人单位要制定严格、合理的内控制度。”

该司同志在调研时发现，政策的“最后一公里”落地问题尤为重要。

比较常见的现象是，由于地域发展水平不均衡等问题，东西部地区在执行同一条政策规定时也往往有不同的理解。以科技成果转化中“收入全部留归单位”为例，目前尚未完全落实到位，个别西部省份存在将单位的成果转化收入冲抵其本就应该获得的财政拨款的现象，导致该政策没有产生实际激励作用，挫伤了单位的积极性。

同时，他们还了解到，尽管政策层面已经尽可能营造宽松的环境，但有些单位执行起来还是比较保守。《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中对于担任正职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规定“原则上不得获取股权激励”。因此，出现了正职领导“不敢”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

对此，贺德方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解读：“获得现金奖励是没有制度障碍的。关于股权激励，政策规定说的是‘原则上不得获取’，特殊情况下经过一定审批程序是可行的，比如合作方以成果完成人接受股权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必备条件时，按干部管理权限经相关机关批准可以持股，这在个别地方已经有先例了。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不论现金还是股权奖励，前提都是这位领导本人必须是完成、转化成果的重要贡献者。”

“支撑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国防和民生的改善”。这些政策制定者经常强调，希望当下大家能够将科技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中思考问题。

对于下一步的科技工作部署，贺德方和该司同志表示，首先是要打通科技创新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通道，强化创新对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支撑，“关键在于科技供给”。

据了解，接下来将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出台重大专项成果的产业化促进政策，实施包括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在内的“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将持续加强，并进一步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例如，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正在研究降低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方面的政策。

其次，基础研究的制度环境将继续得到改善。

国务院已经印发由科技部牵头制定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对下一阶段改进基础研究管理，强化前瞻性布局，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等进行了全面部署。

为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比例过低的问题，科技部已经开始尝试新型的项目投入模式。例如科技部和广东省正在开展重大科技项目的统一论证，将采取中央财政联合地方财政共同投入的方式组织实施。

第三，科技创新治理机制将得到优化。

据介绍，共商共建共享、统筹协调高效是科技治理改革的目标。这其中，抓紧建立健全科技监督评估体系是他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之一。

针对2017年中国作者的107篇论文被《肿瘤生物学》期刊集中撤稿事件，他们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了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性。

贺德方介绍，6个月里，从他们两个处里发出了100多份指导性、工作性文件，对涉事的497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尽管对于习惯了“挂图督战”的政策综合改革部门来说，“临战状态是常态”，但是经此一役，该团队的战斗力还是受到了洗礼。

据悉，他们正在制定科研诚信方面的指导文件，要将科研诚信建设制度化。

党的十九大对科技创新工作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对科技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悬挂的科改“施工图”面前，每个工作人员桌子上的文件都堆积如山。

新的一年中，以红旗换绿旗，拿下更多“硬任务”，他们将“整装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