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2）

历史表明：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国家理论的本质是革命和专政的问题，而放弃了革命，也就放弃了构成苏联文化自信最基础的原则——列宁主义。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91年底，苏联解体。而打倒苏联的正是向苏联人灌输普世哲学的西方英美国家。他们在打倒苏联时，一点也不手软。

学问要与国家的前途共命运，只有如此，我们的学问才能有可持续的深入。中国古代有“大学”和“小学”之分，大学是研究治国理政学问的地方，而小学是研究具体技能的地方。中国人自古就知道，有国才有家，有国才能具体技能的发展。没有一个民族在它失去国家后还能够有尊严，有发展。苏联亡国后，技术工程人员大多流失国外。所以，《大学》中没有所谓的纯学术，在这里，“家”与“国”是联为一体的，学术与国家也是同命运的：“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2]。

国家崛起仅靠“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斗争，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大家知道犹太民族是相当聪明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们也只是小聪明，公纪元初犹太民族被罗马人屠城，而后便失去国家，就流浪于世界，因此也没了国家观念。2007年有一个长期侨居法国的华裔剧作家叫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记得他当时说祖国是随他走的，可犹太人的“祖国”也是随个体犹太人一起走的。结果走到哪里呢，走到纳粹的焚尸炉里去了。犹太人的耶和华大神，是在犹太人命运最悲惨的时候出现的，但这个救世主并没有从纳粹集中营中救出多少犹太人。就个体而言，犹太人是相当聪明的：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不仅学问做得好，也能赚钱。但是钱也没有能拯救他们。这说明那只是小聪明，如果没有国家，那他们的命运将是很悲惨的。

新中国是经过革命洗礼诞生的国家。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见乾隆帝时半跪还是全跪问题争执不下，，到1901年大清国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时，已就不存在全跪还是半跪的问题，而是谁向谁下跪的问题了。此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东亚病夫”。为什么？亡国了，打败了。打败了，整个财富就让人家弄走了。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给周恩来拍手，并不是由于周恩来有范儿，也不仅仅是他会讲演，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还是我们新中国把美国打趴了。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当西方人听见中国原子弹爆炸声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国。[13]

革命是古今大国崛起的一般路径，谈国家就不能不谈革命。与此相反，鼓励或诱导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放弃、自我厌弃继而否定自己革命的“身世”并由此失去文化自信，是西方国家在其殖民地推行殖民文化的重要路径。

用长期和间进的方式销蚀一个民族的战斗精神，是西方殖民主义推行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这些计划内容的核心。鼓励第三世界国家放弃革命、继而放弃斗争是西方殖民文化中最隐蔽的内容。

我们看看目前流行于包括回归前的香港地区在内的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地摊侠客，只讲义气而无主义。相反，象霍元甲、李小龙这些有理想和主义、为中国人打出威武和正义的拳手，则没有活得太久。比如李小龙只活了33岁，决心继承父业的李小龙长子李国豪在其事业初有声色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也是在年仅42岁时便“不意中毒身亡”。这些同类人物同命结局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其后有着某种联系。我们再看看曾经历过英国、法国和日本殖民统治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言情片，其中许多片子中的三角苦恋都以一方“已买了去纽约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目送天空中刚起飞往比西方某国的飞机为解脱。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在暗示：西方才是人生的“伊甸园”，到了西方也就找到了道德的至高点。

前几年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香港人讲实惠，实惠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说找工作，人家说“找事做”；我们这是“说相声”，人家说是“搞笑”；说香港人看问题一下就看透了。我说这说明英国的殖民文化是有战略的。英国给自己的民族讲的是莎士比亚，讲唐璜，讲拜伦，讲雪莱，有主义，有理想，但是对香港人什么呢？他们让香港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只能向西方人讨“饭”吃，自己不能有自主的物质和精神生产，遑论自己的国家。英国人统治殖民地的方式是把殖民地人变为“找食”者，而把英国人自己变成“造食”者。造食得要有造食的文化，这个文化是殖民文化，其核心是否认殖民地人民革命从而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正当性：他们自己可以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丘吉尔等占领道德和学术至高点的人物，至于殖民地，英国人告诉那里的人民：你们是出不了——当然也不允许——这些人物的；你们没有伟大、崇高、英勇、正义等，这些东西只能去西方找。

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 舍伊赫，阿拉伯游牧部族的首领和农村中的长者称号,埃及等国某些伊斯兰教派的教长也称舍伊赫。]，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

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14]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15]

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马克思说：印度的命运是悲惨的[16]，英国给了印度塑造了一个最大的“英雄”，这就是甘地。甘地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殖民者仅突出地宣传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将甘地塑造成一个任人欺负，但绝对不还手、不反抗的“圣雄”。这样做在的结果是为印度人民树立起放弃革命的标杆。英国人在南非也是这样做的。英国人不会在其治下的香港鼓励毛泽东精神，正如美国人不会在美洲鼓励格瓦拉精神一样。甘地很像中国那个靠乞讨办教育的武训，放弃武装，一天坐在那里“阿弥陀佛”，但靠这解决不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问题。《武训传》在中国受到批判[17]，甘地则在印度则被尊为“圣雄”。印度什么东西都保留着，就是不保留并放弃了革命的思想。这对印度的未来，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可以将印度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印度人民的解放非经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18]黑格尔对印度文化的概括更为精辟，他说：“大体说来，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臭的扩张，那就是说，没政治行动。”[19]所谓“无声无臭”“没政治行动”，就是说印度没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