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先 − 科技创新·人物 − 聚焦·北京打造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 北京专题 − 专题 − 宣讲家网

摘要：如今，你走在北京市的每个城区，总能看见中关村的身影，丛丛束束萌芽伸枝展瓣生长孕育着科技鲜花和财富硕果。甚至天津、上海、保定、秦皇岛、沈阳、青岛、无锡、昆明、贵阳、西宁等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都飘舞着中关村的飞彩流红。

40年前的1978年，注定是这个星球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由此拉开了中国经济和中华民族持续40年高歌猛进的帷幕。

这一年，一位叫陈春先的年轻科学家，也悄悄地、艰难地播下了如今已闻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中关村的春天，是从陈春先开始的。

一

陈春先的故事，需要从共和国的一个春天说起。

1978年的早春3月，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标志着科学春天的到来。

在此之前，1978年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轰动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著名作家徐迟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科学院一位“臭老九”、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经历，展现了“文革”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灵创伤，呼唤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

2月17日《人民日报》加以转载，迅速在科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于是，在选拔对科学有突出贡献的人出席这次科学大会时，中国科学院推荐了10人，年仅44岁的陈景润在万众瞩目中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坐在陈景润身边的，是一位比他还要年轻几个月、来自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员陈春先。

陈春先何许人也？

陈春先1934年生于四川成都，1952年在四川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选派赴前苏联留学。他开始在乌拉尔矿业学院学地质，1956年经严格考试被选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师从著名世界级大师玻哥留博夫（Bogolubov）院士，完成了理论物理方面最严格的训练，参加了当时世界理论物理界最前沿的课题和院士组织的讨论组，在超导理论、多体问题等领域做出了成果，在苏联科学院著名学术刊物发表了6篇陈春先署名文章。尽管没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上过课，导师玻哥留博夫特批准获得优秀毕业证书。这在当时留苏学生中绝无仅有。

1948年成都陈春先和父母、妹妹、弟弟全家合影

1959年，陈春先学成归国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搞原子弹试验。后来科学院领导通过多番交涉，把他挖过来，到中科院物理所搞研究。

1971年底，陈春先结束三年干校“改造”返回中国科学院。从一个国外资料中，了解到苏联核聚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苏联原子能研究所搞成功了一种超高温核试验装置，叫“托卡马克”，其实验已达到几千万度的高温。开始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信，陆续来到苏联试验，这才心服口服。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高端技术科研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轰动。

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世界人口爆炸增长、工业的急剧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非常迫切，科学家们开始研究发掘潜力最大、取之不尽的核能源。

利用核能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搞核裂变。我们现在办的核电站就是核裂变，裂变和聚变的能量都是一样的，都是和平利用原子能，但裂变所产生的核废料比较难处理。另一种核聚变就没有这个问题，它是在超高温条件下，使氢元素聚合起来慢慢燃烧，使核能缓慢地释放，没有什么废料，所以它是一种含有巨大能量而又最清洁最安全的能源。

但问题是，全世界还没有理想的办法达到近亿度的超高温。显然，“托卡马克”的问世和升级，将会为核聚变铺平道路。

陈春先主动请缨领衔“托卡马克”项目。

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混乱中，有关部门对立项迟迟不给答复。

陈春先性格执着，认定的事必须干到底。在有关负责人家中游说立项时，他情绪失控地说：“苏联都作出不同型号的托卡马克，中国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不着急？”

在三无（无资金，无设备场地，无人员）情况下，陈春先边“挨整”、边被贴大字报，坚持搞起了托卡马克项目。1974年7月1日，在物理所建成中国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简称CT-6号），填补了我国空白，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核聚变的垄断。

1978年陈春先（右一）与六号托卡马克研制骨干郑少白在装置前

六号项目的成功，是陈春先为首团队实行深入理论研究、多学科精尖实验、多种高新技术的综合体现。在当时历史背景和科研条件下，他们追求的理念，奋斗的实践，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是极其不容易的。

今天在中科院网站的《中科院大事记》中，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1974年，物理所研制出我国首台托卡马克CT-6。”

陈春先在北京拼搏六号同时，向时任中科院领导武衡打报告，由武衡向周总理请示，获得周总理批准“核聚变可以二机部和中科院两家搞，两条腿走路”这一重大指示。陈春先自1971年开始，经常去合肥董普岛，为筹建合肥核聚变基地，呕心沥血。开始是挂在中科院安徽光机所，直到改革开放1978年才成立了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陈春先任首届业务副所长，主管合肥基地全面业务。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夕，陈春先和陈景润等被中国科学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他们也是中国最年轻的正研究员。

坐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陈春先心潮翻滚，激情难抑。

陈春先（后排左6）1978年3月在全国科技大会与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等其他代表合影

1977年8月6日科学座谈会上，他已经听到邓小平同志温暖人心的“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勤部长”。

这次，面对全国科学大会6000位听众，小平同志又用陈春先熟悉的乡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举打开了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陈春先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在这次科学大会上，陈春先主导的“北京托卡马克6号”，被评为全国科技一等奖。

1978年后，陈春先三次访美，为合肥基地注入新技术、新动力。主持八号平稳下马、保存科研技术项目及骨干队伍，为后来合肥核聚变基地的发展和起飞，发挥了不可磨灭作用。特别是1979年以世界和美国核聚变权威Furth为首的美国代表团，陈春先全程陪同访问北京、合肥、乐山核聚变基地；陈春先同时主动与科大合作，使合肥基地与科大建立长期学术、人员的深入交流与协作……

二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宋代苏轼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春先”的名字，就是从此而来的，它很符合陈春先一生追求新生事物的性格。

全国科学大会后3个多月，陈春先随着中国首个科学家访美团，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陈春先考察的是美国的核聚变项目。在考察过程中，他对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区的新技术扩散区产生了浓厚情趣。

美国旧金山的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公路区，坐落着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等多所著名学府。在这些学府周边，诞生云集了苹果、英特尔等上千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被迅速转化为产品，每天都在创造着巨大的财富。走在这片高科技产业的发源地，陈春先心头的思绪无法平静，“我们已经落后了一个时代！”

1978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今后中国将实行“改革开放”，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拉开了一个注定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序幕。

会议结束没几天，1979年的初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开封闭几十年的国门，大步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签订了多项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合作协议。其中，有一项是加强中美科学家的互访交流。

就在这年，陈春先又一次踏上了赴美深入考察的旅程。美国硅谷、128号公路技术扩散区许多产学研结合创造科技奇迹的生动例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技术扩散”的思路逐渐在陈春先的头脑中形成。中关村聚集了中国科学院几十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十所著名学府，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区一样，成为中国的一个高科技扩散的辐射源呢?

在中国科学院的座谈会上，在北京市科协的交流会上，这位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等离子体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大声疾呼：“经济要发展，就要搞技术扩散。应该把科学技术和人才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扩散，像把墨水滴入水杯一样，扩散开，把水染蓝！”“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

陈春先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作，参加新技术扩散研讨会

陈春先的呼声，犹如一声春雷，在中国科学院内外激起了层层波澜。

陈春先在大小场合算起了账：“60年代初，我国第一台激光器研制成功，与美国仅相差半年，20年过去了，美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激光工业，而我们呢？科研成果还只是停留在纸上、实验室里，被禁锢在科研单位的深墙大院里，远离生产实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物理所的大门一开，国家就要投入三万元，可是却没有人计算一下，物理所每天的产出又是多少？”

陈春先三次访美，更坚定了他移植硅谷经验、搞技术扩散的想法。

春雷之后就是播种。

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带着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汪诗金、吴德顺、刘春城、罗承沐、耿秀敏、潘英、李兵等同仁，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间十几平方米、俗称“鸡窝”的后平房仓库。打开门一看，里面结满了蜘蛛网，尘土有几公分厚。他们打扫了半天卫生，把杂物堆到里边，拉上一道塑料布隔开，占用了大约5平方米小半间房子。然后摆上一张抽屉桌子，找来四把破椅子，没有放一粒鞭炮，更没有剪彩，悄无声响地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市科协咨询部部长赵绮秋还代表田夫书记前来讲话，表示充分支持，并借给200元启动费。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决定今后服务部经营项目包括搞技术咨询、办技术培训、为企业与科研机构牵线搭桥……

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诞生的。我们无法揣测当时陈春先是否意识到，他带头创办的这个民办自发性质的科技开发机构，是北京甚至全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更是日后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三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有风险的。陈春先此后的创业道路充满了坎坷：议论、责难、诽谤、告状、查账、亏损、立案、被拘、绑架、破产，一个个接踵而至。

几个月来，服务部的活动非常活跃。原来科学城一到晚上下班，大家都窝在家里不出门。如今吃饭后人来人往，科技人员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服务部的各种工作,中科院和大专院校上百人开展各种科技活动，穿梭似地来往于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其中不乏一些知名教授。

这种“反常”现象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和议论。

有人把状告到物理所管惟炎所长，管惟炎一拍桌子：“简直无法无天，占用仓库也不向领导汇报，这样下去不把科学秩序搞乱了！”

从此以后，服务部的窝也没了。只能到处打游击，项目在哪里开发，就在哪里办公，有时拿到陈春先办公室，有时到纪世瀛的设计室，有时上曹永仙的试验室，除了财务上的保险柜放在刘春城的屋子里，其余都是流动的，有人把服务部叫做“科技游击队”。

一年多以后，服务部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一天天壮大，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找上门来的企业和老百姓络绎不绝。

陈春先想，业务发展很快，没个固定办公地方不合适。他找到潘英问：“我们挣了多少钱？可以盖几间木板房吗？”潘英满口答应说：“搞几间简易木板房没问题，我们自己搭建。”

经过耿秀敏跑院行管局批准，在中关村老67楼居民区附近一块空地搭建了两大间木板房。

其中一间作为待业青年的技术培训班，另间为办公房，办等离子体快报和接待顾客洽谈项目用。

服务部总算有了自己的办公场地了！

服务部正式挂出两个牌子：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北京等离子体快报编辑部。

陈春先创办的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图章

1980年底，陈春先通过在物理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兼职英文翻译，找到了方毅的讲话。方毅指出：“科研人员业余时间从事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工作，允许每月发放不超过7元到15元的津贴。”

木板房建好后，关于津贴陈春先与服务部财务潘英有以下对话：

陈春先：“大家现在不分昼夜的拼命干，眼睛都熬红了，能不能给大家发点补贴？”

潘英：“发点补贴钱还是有的，问题是多少？另外没发钱,有人还造谣议论我们，如果再发补贴，说怪话的更多了。”

“大家这样辛苦，发点补贴钱也是正常的，我们就是要打破大锅饭，这样也符合方毅讲话精神。”

“从目前情况看，每月发七八元不成问题，业务量大时可以发15元。”

“好，我和几个副主任开个会就执行。”

到1982年上半年，服务部共承担了27个开发、咨询、研制项目。其中有几十万的高压长脉冲电源的研制，有高速数据采集器的研制，有等离子冶金项目的研制，有高压大电流火花间隙开关的研制，有锅炉检测的改造等，收入已达2万多元。

看着服务部越来越红火，又听说发津贴，有人打小报告四处散布说：“陈春先办服务部就是为了捞钱，不贪污才怪呢！”

物理所政工组“积极分子”到处调查陈春先的活动，关照门卫注意老陈、老纪、老崔等几个人出门带了什么东西，叮嘱物理所财务特别注意陈春先的报销单据。

一时间阴风四起，到处流传着“陈春先带头破坏中科院的科研秩序”，“陈春先是中关村的科技二道贩子”。

陈春先的妻子流着眼泪说：“老陈，咱别搞这服务部算了，还是踏踏实实的搞科研吧！”老毕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在中科院计算中心工作，也加入了服务部的活动。

陈春先说：“那怎么行！现在是三中全会以后，不是四人帮时代了，我们就是要坚持真理，打破旧的科技体制！”

更大的风暴终于来了。

华夏硅谷技术实业有限公司

物理所的例会上，管惟炎所长一脸严肃，公开点名批评了陈春先。他说：“陈春先办服务部说什么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跟卖菜、卖肉的‘二道贩子’差不多，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希望这些人悬崖勒马，把问题交代清楚。”

文革刚结束，阶级斗争的凛冽寒气人们记忆犹新。物理所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有些原来参加服务部活动的人，一看形势不妙，反悔到服务部干活，今后涨工资、评职称、分房子等着领导穿小鞋吧！当天晚上就有人到陈春先家，放下从服务部拿到的几十元、上百元津贴不说话就走。有的人退还津贴后，还忐忑不安地问：“这种非法所得，算不算贪污？会不会治罪？”

过几天，管惟炎又找陈春先谈话。他说：“老陈，你是所里的业务骨干，服务部的事写个检查，以后别干就算了，特别想干就离开物理所做买卖怎么样？”

陈春先生气地说：“物理所过去以服务部队科研为主，只花钱没收入是没有办法的事。改革开放的今天不同了，要认真想想国家的难处，怎样为国分忧为四化做贡献，不能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我刚刚办起服务部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所里不支持也罢，还逼我离开物理所，这是要彻底弄垮服务部，这办不到！”

管惟炎大怒，告诉陈春先要查服务部的账，服务部不让查也要查。

管惟炎强硬地坚持己见，并上报中科院，要求立案查清陈春先服务部的全部经济问题。

1982年5月，物理所一位副所长带队进驻服务部，一笔笔审查和复印所有账目。

管惟炎利用账目记载的情况，派人到北京和外地与服务部有合作关系的单位进行调查，理由是追查陈春先的经济问题，凡是物理所在服务部拿津贴的人，他个个面谈。

管惟炎在物理所开会，他说：“今年国家开展的重要活动是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物理所已经把陈春先列为审查对象，谁在服务部工作过，要主动向组织讲清楚。”

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清楚地记得，父亲经常夜里与一位“所长叔叔”在电话里争吵，有时吵得很凶，哽咽着说不成话。

花开花落。从五月一直到年底，查账一直查了半年多，服务部的财务并没有问题，就连两年来的每月15元津贴，陈春先都分文未取。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一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孙良方来京，陈春先让其在家中住了几天，按照有关规定违反了外事纪律。管惟炎两事并举，要求中科院有关部门立案审查陈春先。

服务部的工作近乎停滞,服务部木板房也几乎空了。但陈春先坚持不认错，不检查。陈春先为宣泄心中的苦闷，仍然经常晚上去服务部的办公室。

一天晚上，他又来到服务部时，皎洁的月光下，突然看到市科协咨询部部长赵绮秋女士在门前来回踱步。两人手紧紧握在一起，老陈的眼睛湿润了。赵绮秋安慰老陈要挺住。陈春先说：“我们搞科研的人都有执着精神，不怕失败和冷落。再说，现在已经是改革开放后了，不是当年文革时代。”

赵绮秋说：“搞改革开放是党中央的号召，服务部没有错。我不仅要支持到底，还要到中科院纪委反映情况。”

陈春先在家中工作

第二天早晨，赵绮秋来到中科院纪委，详细介绍了服务部。她说：“市科协对服务部账目进行审查，没有什么问题。服务部白条多，用物理所的工具，陈春先违反外事纪律在家接待外宾等问题，我认为要从改革开放探索的角度看，不能像过去一样乱扣帽子。”

她说：“陈春先是搞基础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搞技术咨询，移植美国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为国民经济为四化服务，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应该放弃旧理念大胆支持。”赵绮秋说到这里突然感到头昏，她撑着墙说：“对不起，我头昏要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会。”说完两眼发黑晕倒在地。

赵绮秋到中科院纪委为陈春先和服务部鸣冤喊屈，状告管惟炎打击刁难改革开放新事物晕倒在地这件事，很快传遍物理所和整个科学院。

许多人曾经跃跃摇动的心头火苗，都怕随着这只出头鸟被抢打就此熄灭。

赵绮秋怎么也想不通，像陈春先这样为国家未来着想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受到百般刁难？旧的科技壁垒怎么就这样难以突破？

她向丈夫周鸿书倾诉了心中的苦恼，周鸿书听完爽朗地笑着说：“咱们把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事写篇“内部动态清样”，让中央领导看，听领导怎么说。

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当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

1982年底，资深记者潘善棠两次采访陈春先，周鸿书亲自对采访文章进行审阅修改，最后潘善棠顶着管惟炎的警告和压力，在深入核查、了解服务部的情况基础上，独立撰写了发往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题目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

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也叫内参，写些简明快捷的稿子，专供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阅读。

这篇文章有1500多字，讲述陈春先创办服务部意义和取得的成绩。还介绍了中关村地区拥有的科技成果和人才优势。指出这些科学成果大多数留在论文、样品、展品阶段，处于“潜在财富”状态，不能迅速生产，取得经济利益。对物理所所长管惟炎刁难打击陈春先的事，文章在结尾用110多字叙述：“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试验，却受到本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如科学院物理所个别领导人认为，陈春先他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并进行阻挠，使该所进行这项实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实验的积极性。”

陈春先对两次采访并没抱什么希望。赵绮秋和周鸿书夫妇也只是想让中央领导人知道有这件事。撰稿人潘善棠1982年12月25日交稿新华社北京分社，再由分社批转总社后呈交中办，加之有元旦假期，完全没想到中央领导批示会如此之快。潘善棠2006年2月18日回忆：“稿子写出后，我建议先在新华社内参上刊出，供中央领导参阅，先看看中央领导对陈春先的做法是何种态度，再作下一步报道计划，这可避免与科学院和物理所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1983年1月6日，《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52期刊出。7日、8日，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在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

1983年1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内部动态清样”有关陈春先报道上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方毅还打电话给中科院，要求停止对陈春先的立案审查。方毅还邀请陈春先到办公室长谈两个多小时。

1983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也在该内参上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及制定政策，此事可委托科协大力支持。如何定，请耀邦酌示。”

1983年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小组研究方针政策来。”

1983年1月25日早晨，陈春先像往常一样正在洗漱，突然停了下来。刚才打开的收音机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声音高亢，新闻摘要节目头条就是关于潘善棠的文章和中央领导的批示。

1985年陈春先（二排右二）在服务部生产车间视察产品

陈春先颤抖着手拿起电话，打给纪世瀛：“老纪，你听到广播没有？中央有批示了，肯定了我们的做法。”

老纪的嗓门大的吓人：“这是真的吗？怎么事前一点不知道，赶快通知大家听广播，这真是一场及时雨呀！”

大家很快跑到服务部，相互抱在一起，泪水扑簌簌流满脸。有的呼喊：“共产党万岁！”“服务部万岁！”服务部沸腾了！物理所沸腾了！整个中科院沸腾了！

查账组溜走了，赶紧收拾东西要离开木板房。临行前，他们要把复制的账目全部带走。

纪世瀛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财务上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往外带呢？我坚决不同意！”

“这是上面定的，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哪个上面？”

“不说你也会知道，我看带回去，对你们服务部没啥坏处，只能证明你们的清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比那些光拿钱白吃饭不干活强多了！”

陈春先和服务部的同仁会心地笑了。

1997年2月10日陈春先与夫人过生日

1983年1月29日，《经济日报》以“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为题，在一版显要位置报道了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事迹。

到2月16日，《经济日报》又连续采访发表了5篇系列文章，充分肯定了陈春先和服务部的探索道路。

党中央领导人对陈春先的批示和《经济日报》系列报道，在中关村各大研究所引起很大震动，科技人员争相传阅。许多人称：“这些报道搅动了科学城的一潭死水。”

20多年后，中国民营科技企业领军者、联想老总柳传志坦言，就是那时受陈春先的鼓舞，萌生了从中科院计算机所下海创业的念头。他说：“憋得太久了，机会来了，特别想干事！”

四

自从中央批示传达后，到服务部来咨询、联系的络绎不绝，陈春先的家里几乎从早到晚排队来人找。陈春先想，看来必须把服务部扩大为公司，才能让新技术在更大范围里扩散。

1983年，中关村还没有办自营公司的先例，也没有注册办这类公司的机构，当然更无处去领经营执照，陈春先只好采取“瓜李代”的办法，搞个民办研究所。

研究所和服务部一样，还是民办民营，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不久，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出台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陈春先和他的团队租下了中关村大街上的大雅餐厅，成立了技工贸三位一体的民营科技公司，“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下设华夏电器公司和华夏电器厂。

随后，一大批中科院、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京海、四通、信通、科海、联想等民营科技公司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陆续在北起燕园、南到白石桥这条几公里长的大街上安营扎寨。

1985年，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

1988年，国务院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遗憾的是，陈春先领导的“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和他1986年彻底辞职下海创办的“华夏硅谷创业集团”，并没有顺风借势，获得长足发展，仍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在1996年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中关村却以震惊世界的步伐前进！

2002年1月，中关村被美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全球八大新兴文化圣地之一。

是年，68岁的陈春先又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陈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务于中关村创业者的中介机构。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在贫困中因病逝世，告别了他恋恋难舍的中关村。他还临终遗嘱，向社会贡献出自己的眼角膜。

2002年陈春先在中关村大街上

陈春先逝世前几个月，我曾到其804楼家中拜访。这还是中科院1981年分配给他的老式居民楼房子，4间小房子，没有客厅，约80多平方米。为了解决生活的困窘，租出去了一间。陈老身患糖尿病后期综合症等多种疾病，身体看上去非常虚弱。由于下海失去了科学院员工的福利待遇，他看病的医药费用都成问题。不久前，我曾经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在海淀区政协会上起草过反映陈春先生活困境的提案。

我鼻子酸酸地说：“陈老，中关村和国家发展的这么好了，没想到您生活的这么困苦。”

陈春先笑着说：“挺好的！挺好的！能看到中关村和国家发展到今天这样子，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

他看着窗外说：“创建中国硅谷模式，与核聚变‘海水变石油’有实质的内在涵意。中国硅谷模式，即‘知识与金钱聚变’。科研创新工作，我不搞会有很多人搞，可以搞得很好。但探索在中国条件下的硅谷模式，只有我这样的人敢于挑头搞。”

话题一转，又神采飞扬地聊到了他的创业服务。

谈话中了解到，市、区领导知悉陈春先的生活困境，特别解决了陈春先的医保问题。

陈春先创业以来共创办过20多个公司，包括最后一个工作室，都没做大。他也常自嘲说：“我的公司全都没做大。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没有聚集起财富。”

没人深入研究过陈春先这位大勇气、浓激情、高智商的创业家，何以总是做不大、做不强、做不长的深层次原因。

科学家向企业家转型之痛始终伴随着陈春先，他承载了改革的历史重担，也必然直面中国早期市场体制的种种缺陷，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陈春先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陈春先本人50年代初到莫斯科大学学习物理，1959年毕业后回国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他的书生气太浓了。在创业气氛、市场环境都缺乏的年代，这种书生气在市场竞争的刀光剑影中，肯定是不对称的厮杀。

陈春先的创业历程中，曾经推出许多超前科技项目，有过多次做大做强的机会，都因自身、外部和其它难以道明的因素中途折戟。

比如1983年，陈春先就做出了“华夏IPS8888桌面出版系统”，这个系统类似于后来走红的方正出版系统，但最后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败北。

1984年，还有一个涉及300多万元的计算机项目，大部分产品已经运到北京了，背景雄厚的国企合作方中途变卦。海淀区工商局、北京市中级法院前三次都判陈春先方胜诉，但没想到官司整整打了6年，最后却又不开庭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陈春先败诉，几百万元的产品烂在了仓库。

纪世瀛深知陈春先的创业坎坷历程。他说陈春先“老陈性子太急，又太善良。不断开发科技项目，与外地企业合作，没赚多少钱，倒惹了不少麻烦。”

项目成了，陈春先只收点技术转让费。项目失败了，有的合作方怪罪于陈春先。因公司间经济纠纷，陈春先曾一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绑架,均被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解救。这两次非法拘留和绑架事件，对陈春先的健康造成很大影响。

显然，陈春先在商战中不能算是胜利者。可是，谁能说、谁敢说陈春先不是英雄呢？他是冲破中国传统科技体制的闯将，他是中国民营科技创业的先行者，他是中国知识经济的战略家，他是中关村第一人！

五

陈春先已经离开中关村14年了，但他似乎又与中关村一路同行、形影不离。

2009年3月22日，英国著名IT网站Vnunet评选出全球10大IT中心，将中关村列入其中，评奖词是这样写的：“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开始升温，一个名叫陈春先的中国人在一次文化交流时应邀访问了美国。在访问期间，他参观了硅谷并为之折服，决定在中国做类似的事情。于是，一个虽然不足半个世纪历史却已成为中国IT中心的地方出现了，那就是——北京中关村。”

如今，你走在北京市的每个城区，总能看见中关村的身影，丛丛束束萌芽伸枝展瓣生长孕育着科技鲜花和财富硕果。甚至天津、上海、保定、秦皇岛、沈阳、青岛、无锡、昆明、贵阳、西宁等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都飘舞着中关村的飞彩流红。就连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芬兰等域外国度，也建立起了中关村科技园的办事处，怒放着中关村的花骨朵。

2009年，国务院第一个批复建立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1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特别介绍了中关村的创业。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政治局全体成员，走出红墙，来到中关村集体学习。并明确希望中关村要充当好全国创新驱动的示范。

2014年，德国《明镜周刊》在中关村海淀园走访了一个星期后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超过美国硅谷，那就是中国的中关村。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大力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频频提到中关村，并两次走进中关村创业大街和中关村展示中心。

2016年，中关村上市公司市值达到5.5万亿元，拥有65家独角兽企业，占全国的一半，全球的近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