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先

陈春先

摘要:如今,你走在北京市的每个城区,总能看见中关村的身影,丛丛束束萌芽伸枝展瓣生长孕育着科技鲜花和财富硕果。甚至天津、上海、保定、秦皇岛、沈阳、青岛、无锡、昆明、贵阳、西宁等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都飘舞着中关村的飞彩流红。

40年前的1978年,注定是这个星球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由此拉开了中国经济和中华民族持续40年高歌猛进的帷幕。

这一年,一位叫陈春先的年轻科学家,也悄悄地、艰难地播下了如今已闻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中关村的春天,是从陈春先开始的。

陈春先的故事,需要从共和国的一个春天说起。

1978年的早春3月,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标志着科学春天的到来。

在此之前,1978年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轰动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著名作家徐迟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科学院一位“臭老九”、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经历,展现了“文革”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灵创伤,呼唤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

2月17日《人民日报》加以转载,迅速在科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于是,在选拔对科学有突出贡献的人出席这次科学大会时,中国科学院推荐了10人,年仅44岁的陈景润在万众瞩目中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坐在陈景润身边的,是一位比他还要年轻几个月、来自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员陈春先。

陈春先何许人也?

陈春先1934年生于四川成都,1952年在四川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选派赴前苏联留学。他开始在乌拉尔矿业学院学地质,1956年经严格考试被选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师从著名世界级大师玻哥留博夫(Bogolubov)院士,完成了理论物理方面最严格的训练,参加了当时世界理论物理界最前沿的课题和院士组织的讨论组,在超导理论、多体问题等领域做出了成果,在苏联科学院著名学术刊物发表了6篇陈春先署名文章。尽管没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上过课,导师玻哥留博夫特批准获得优秀毕业证书。这在当时留苏学生中绝无仅有。

1948年成都陈春先和父母、妹妹、弟弟全家合影

1959年,陈春先学成归国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搞原子弹试验。后来科学院领导通过多番交涉,把他挖过来,到中科院物理所搞研究。

1971年底,陈春先结束三年干校“改造”返回中国科学院。从一个国外资料中,了解到苏联核聚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苏联原子能研究所搞成功了一种超高温核试验装置,叫“托卡马克”,其实验已达到几千万度的高温。开始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信,陆续来到苏联试验,这才心服口服。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高端技术科研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轰动。

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世界人口爆炸增长、工业的急剧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非常迫切,科学家们开始研究发掘潜力最大、取之不尽的核能源。

利用核能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搞核裂变。我们现在办的核电站就是核裂变,裂变和聚变的能量都是一样的,都是和平利用原子能,但裂变所产生的核废料比较难处理。另一种核聚变就没有这个问题,它是在超高温条件下,使氢元素聚合起来慢慢燃烧,使核能缓慢地释放,没有什么废料,所以它是一种含有巨大能量而又最清洁最安全的能源。

但问题是,全世界还没有理想的办法达到近亿度的超高温。显然,“托卡马克”的问世和升级,将会为核聚变铺平道路。

陈春先主动请缨领衔“托卡马克”项目。

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混乱中,有关部门对立项迟迟不给答复。

陈春先性格执着,认定的事必须干到底。在有关负责人家中游说立项时,他情绪失控地说:“苏联都作出不同型号的托卡马克,中国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不着急?”

在三无(无资金,无设备场地,无人员)情况下,陈春先边“挨整”、边被贴大字报,坚持搞起了托卡马克项目。1974年7月1日,在物理所建成中国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简称CT-6号),填补了我国空白,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核聚变的垄断。

1978年陈春先(右一)与六号托卡马克研制骨干郑少白在装置前

六号项目的成功,是陈春先为首团队实行深入理论研究、多学科精尖实验、多种高新技术的综合体现。在当时历史背景和科研条件下,他们追求的理念,奋斗的实践,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是极其不容易的。

今天在中科院网站的《中科院大事记》中,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1974年,物理所研制出我国首台托卡马克CT-6。”

陈春先在北京拼搏六号同时,向时任中科院领导武衡打报告,由武衡向周总理请示,获得周总理批准“核聚变可以二机部和中科院两家搞,两条腿走路”这一重大指示。陈春先自1971年开始,经常去合肥董普岛,为筹建合肥核聚变基地,呕心沥血。开始是挂在中科院安徽光机所,直到改革开放1978年才成立了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陈春先任首届业务副所长,主管合肥基地全面业务。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夕,陈春先和陈景润等被中国科学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他们也是中国最年轻的正研究员。

坐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陈春先心潮翻滚,激情难抑。

陈春先(后排左6)1978年3月在全国科技大会与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等其他代表合影

1977年8月6日科学座谈会上,他已经听到邓小平同志温暖人心的“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勤部长”。

这次,面对全国科学大会6000位听众,小平同志又用陈春先熟悉的乡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举打开了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陈春先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在这次科学大会上,陈春先主导的“北京托卡马克6号”,被评为全国科技一等奖。

1978年后,陈春先三次访美,为合肥基地注入新技术、新动力。主持八号平稳下马、保存科研技术项目及骨干队伍,为后来合肥核聚变基地的发展和起飞,发挥了不可磨灭作用。特别是1979年以世界和美国核聚变权威Furth为首的美国代表团,陈春先全程陪同访问北京、合肥、乐山核聚变基地;陈春先同时主动与科大合作,使合肥基地与科大建立长期学术、人员的深入交流与协作……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宋代苏轼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春先”的名字,就是从此而来的,它很符合陈春先一生追求新生事物的性格。

全国科学大会后3个多月,陈春先随着中国首个科学家访美团,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陈春先考察的是美国的核聚变项目。在考察过程中,他对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区的新技术扩散区产生了浓厚情趣。

美国旧金山的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公路区,坐落着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等多所著名学府。在这些学府周边,诞生云集了苹果、英特尔等上千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被迅速转化为产品,每天都在创造着巨大的财富。走在这片高科技产业的发源地,陈春先心头的思绪无法平静,“我们已经落后了一个时代!”

1978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今后中国将实行“改革开放”,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拉开了一个注定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序幕。

会议结束没几天,1979年的初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开封闭几十年的国门,大步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签订了多项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合作协议。其中,有一项是加强中美科学家的互访交流。

就在这年,陈春先又一次踏上了赴美深入考察的旅程。美国硅谷、128号公路技术扩散区许多产学研结合创造科技奇迹的生动例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技术扩散”的思路逐渐在陈春先的头脑中形成。中关村聚集了中国科学院几十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十所著名学府,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区一样,成为中国的一个高科技扩散的辐射源呢?

在中国科学院的座谈会上,在北京市科协的交流会上,这位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等离子体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大声疾呼:“经济要发展,就要搞技术扩散。应该把科学技术和人才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扩散,像把墨水滴入水杯一样,扩散开,把水染蓝!”“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

陈春先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作,参加新技术扩散研讨会

陈春先的呼声,犹如一声春雷,在中国科学院内外激起了层层波澜。

陈春先在大小场合算起了账:“60年代初,我国第一台激光器研制成功,与美国仅相差半年,20年过去了,美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激光工业,而我们呢?科研成果还只是停留在纸上、实验室里,被禁锢在科研单位的深墙大院里,远离生产实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物理所的大门一开,国家就要投入三万元,可是却没有人计算一下,物理所每天的产出又是多少?”

陈春先三次访美,更坚定了他移植硅谷经验、搞技术扩散的想法。

春雷之后就是播种。

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带着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汪诗金、吴德顺、刘春城、罗承沐、耿秀敏、潘英、李兵等同仁,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间十几平方米、俗称“鸡窝”的后平房仓库。打开门一看,里面结满了蜘蛛网,尘土有几公分厚。他们打扫了半天卫生,把杂物堆到里边,拉上一道塑料布隔开,占用了大约5平方米小半间房子。然后摆上一张抽屉桌子,找来四把破椅子,没有放一粒鞭炮,更没有剪彩,悄无声响地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市科协咨询部部长赵绮秋还代表田夫书记前来讲话,表示充分支持,并借给200元启动费。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决定今后服务部经营项目包括搞技术咨询、办技术培训、为企业与科研机构牵线搭桥……

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诞生的。我们无法揣测当时陈春先是否意识到,他带头创办的这个民办自发性质的科技开发机构,是北京甚至全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更是日后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有风险的。陈春先此后的创业道路充满了坎坷:议论、责难、诽谤、告状、查账、亏损、立案、被拘、绑架、破产,一个个接踵而至。

几个月来,服务部的活动非常活跃。原来科学城一到晚上下班,大家都窝在家里不出门。如今吃饭后人来人往,科技人员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服务部的各种工作,中科院和大专院校上百人开展各种科技活动,穿梭似地来往于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其中不乏一些知名教授。

这种“反常”现象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和议论。

有人把状告到物理所管惟炎所长,管惟炎一拍桌子:“简直无法无天,占用仓库也不向领导汇报,这样下去不把科学秩序搞乱了!”

从此以后,服务部的窝也没了。只能到处打游击,项目在哪里开发,就在哪里办公,有时拿到陈春先办公室,有时到纪世瀛的设计室,有时上曹永仙的试验室,除了财务上的保险柜放在刘春城的屋子里,其余都是流动的,有人把服务部叫做“科技游击队”。

一年多以后,服务部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一天天壮大,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找上门来的企业和老百姓络绎不绝。

陈春先想,业务发展很快,没个固定办公地方不合适。他找到潘英问:“我们挣了多少钱?可以盖几间木板房吗?”潘英满口答应说:“搞几间简易木板房没问题,我们自己搭建。”

经过耿秀敏跑院行管局批准,在中关村老67楼居民区附近一块空地搭建了两大间木板房。

其中一间作为待业青年的技术培训班,另间为办公房,办等离子体快报和接待顾客洽谈项目用。

服务部总算有了自己的办公场地了!

服务部正式挂出两个牌子: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北京等离子体快报编辑部。

陈春先创办的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图章

1980年底,陈春先通过在物理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兼职英文翻译,找到了方毅的讲话。方毅指出:“科研人员业余时间从事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工作,允许每月发放不超过7元到15元的津贴。”

木板房建好后,关于津贴陈春先与服务部财务潘英有以下对话:

陈春先:“大家现在不分昼夜的拼命干,眼睛都熬红了,能不能给大家发点补贴?”

潘英:“发点补贴钱还是有的,问题是多少?另外没发钱,有人还造谣议论我们,如果再发补贴,说怪话的更多了。”

“大家这样辛苦,发点补贴钱也是正常的,我们就是要打破大锅饭,这样也符合方毅讲话精神。”

“从目前情况看,每月发七八元不成问题,业务量大时可以发15元。”

“好,我和几个副主任开个会就执行。”

到1982年上半年,服务部共承担了27个开发、咨询、研制项目。其中有几十万的高压长脉冲电源的研制,有高速数据采集器的研制,有等离子冶金项目的研制,有高压大电流火花间隙开关的研制,有锅炉检测的改造等,收入已达2万多元。

看着服务部越来越红火,又听说发津贴,有人打小报告四处散布说:“陈春先办服务部就是为了捞钱,不贪污才怪呢!”

物理所政工组“积极分子”到处调查陈春先的活动,关照门卫注意老陈、老纪、老崔等几个人出门带了什么东西,叮嘱物理所财务特别注意陈春先的报销单据。

一时间阴风四起,到处流传着“陈春先带头破坏中科院的科研秩序”,“陈春先是中关村的科技二道贩子”。

陈春先的妻子流着眼泪说:“老陈,咱别搞这服务部算了,还是踏踏实实的搞科研吧!”老毕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在中科院计算中心工作,也加入了服务部的活动。

陈春先说:“那怎么行!现在是三中全会以后,不是四人帮时代了,我们就是要坚持真理,打破旧的科技体制!”

更大的风暴终于来了。

华夏硅谷技术实业有限公司

物理所的例会上,管惟炎所长一脸严肃,公开点名批评了陈春先。他说:“陈春先办服务部说什么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跟卖菜、卖肉的‘二道贩子’差不多,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希望这些人悬崖勒马,把问题交代清楚。”

文革刚结束,阶级斗争的凛冽寒气人们记忆犹新。物理所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有些原来参加服务部活动的人,一看形势不妙,反悔到服务部干活,今后涨工资、评职称、分房子等着领导穿小鞋吧!当天晚上就有人到陈春先家,放下从服务部拿到的几十元、上百元津贴不说话就走。有的人退还津贴后,还忐忑不安地问:“这种非法所得,算不算贪污?会不会治罪?”

过几天,管惟炎又找陈春先谈话。他说:“老陈,你是所里的业务骨干,服务部的事写个检查,以后别干就算了,特别想干就离开物理所做买卖怎么样?”

陈春先生气地说:“物理所过去以服务部队科研为主,只花钱没收入是没有办法的事。改革开放的今天不同了,要认真想想国家的难处,怎样为国分忧为四化做贡献,不能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我刚刚办起服务部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所里不支持也罢,还逼我离开物理所,这是要彻底弄垮服务部,这办不到!”

管惟炎大怒,告诉陈春先要查服务部的账,服务部不让查也要查。

管惟炎强硬地坚持己见,并上报中科院,要求立案查清陈春先服务部的全部经济问题。

1982年5月,物理所一位副所长带队进驻服务部,一笔笔审查和复印所有账目。

管惟炎利用账目记载的情况,派人到北京和外地与服务部有合作关系的单位进行调查,理由是追查陈春先的经济问题,凡是物理所在服务部拿津贴的人,他个个面谈。

管惟炎在物理所开会,他说:“今年国家开展的重要活动是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物理所已经把陈春先列为审查对象,谁在服务部工作过,要主动向组织讲清楚。”

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清楚地记得,父亲经常夜里与一位“所长叔叔”在电话里争吵,有时吵得很凶,哽咽着说不成话。

花开花落。从五月一直到年底,查账一直查了半年多,服务部的财务并没有问题,就连两年来的每月15元津贴,陈春先都分文未取。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一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孙良方来京,陈春先让其在家中住了几天,按照有关规定违反了外事纪律。管惟炎两事并举,要求中科院有关部门立案审查陈春先。

服务部的工作近乎停滞,服务部木板房也几乎空了。但陈春先坚持不认错,不检查。陈春先为宣泄心中的苦闷,仍然经常晚上去服务部的办公室。

一天晚上,他又来到服务部时,皎洁的月光下,突然看到市科协咨询部部长赵绮秋女士在门前来回踱步。两人手紧紧握在一起,老陈的眼睛湿润了。赵绮秋安慰老陈要挺住。陈春先说:“我们搞科研的人都有执着精神,不怕失败和冷落。再说,现在已经是改革开放后了,不是当年文革时代。”

赵绮秋说:“搞改革开放是党中央的号召,服务部没有错。我不仅要支持到底,还要到中科院纪委反映情况。”

陈春先在家中工作

第二天早晨,赵绮秋来到中科院纪委,详细介绍了服务部。她说:“市科协对服务部账目进行审查,没有什么问题。服务部白条多,用物理所的工具,陈春先违反外事纪律在家接待外宾等问题,我认为要从改革开放探索的角度看,不能像过去一样乱扣帽子。”

她说:“陈春先是搞基础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搞技术咨询,移植美国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为国民经济为四化服务,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应该放弃旧理念大胆支持。”赵绮秋说到这里突然感到头昏,她撑着墙说:“对不起,我头昏要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会。”说完两眼发黑晕倒在地。

赵绮秋到中科院纪委为陈春先和服务部鸣冤喊屈,状告管惟炎打击刁难改革开放新事物晕倒在地这件事,很快传遍物理所和整个科学院。

许多人曾经跃跃摇动的心头火苗,都怕随着这只出头鸟被抢打就此熄灭。

赵绮秋怎么也想不通,像陈春先这样为国家未来着想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受到百般刁难?旧的科技壁垒怎么就这样难以突破?

她向丈夫周鸿书倾诉了心中的苦恼,周鸿书听完爽朗地笑着说:“咱们把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事写篇“内部动态清样”,让中央领导看,听领导怎么说。

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当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

1982年底,资深记者潘善棠两次采访陈春先,周鸿书亲自对采访文章进行审阅修改,最后潘善棠顶着管惟炎的警告和压力,在深入核查、了解服务部的情况基础上,独立撰写了发往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题目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

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也叫内参,写些简明快捷的稿子,专供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阅读。

这篇文章有1500多字,讲述陈春先创办服务部意义和取得的成绩。还介绍了中关村地区拥有的科技成果和人才优势。指出这些科学成果大多数留在论文、样品、展品阶段,处于“潜在财富”状态,不能迅速生产,取得经济利益。对物理所所长管惟炎刁难打击陈春先的事,文章在结尾用110多字叙述:“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试验,却受到本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如科学院物理所个别领导人认为,陈春先他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并进行阻挠,使该所进行这项实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实验的积极性。”

陈春先对两次采访并没抱什么希望。赵绮秋和周鸿书夫妇也只是想让中央领导人知道有这件事。撰稿人潘善棠1982年12月25日交稿新华社北京分社,再由分社批转总社后呈交中办,加之有元旦假期,完全没想到中央领导批示会如此之快。潘善棠2006年2月18日回忆:“稿子写出后,我建议先在新华社内参上刊出,供中央领导参阅,先看看中央领导对陈春先的做法是何种态度,再作下一步报道计划,这可避免与科学院和物理所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1983年1月6日,《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52期刊出。7日、8日,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在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

1983年1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内部动态清样”有关陈春先报道上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方毅还打电话给中科院,要求停止对陈春先的立案审查。方毅还邀请陈春先到办公室长谈两个多小时。

1983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也在该内参上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及制定政策,此事可委托科协大力支持。如何定,请耀邦酌示。”

1983年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小组研究方针政策来。”

1983年1月25日早晨,陈春先像往常一样正在洗漱,突然停了下来。刚才打开的收音机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声音高亢,新闻摘要节目头条就是关于潘善棠的文章和中央领导的批示。

1985年陈春先(二排右二)在服务部生产车间视察产品

陈春先颤抖着手拿起电话,打给纪世瀛:“老纪,你听到广播没有?中央有批示了,肯定了我们的做法。”

老纪的嗓门大的吓人:“这是真的吗?怎么事前一点不知道,赶快通知大家听广播,这真是一场及时雨呀!”

大家很快跑到服务部,相互抱在一起,泪水扑簌簌流满脸。有的呼喊:“共产党万岁!”“服务部万岁!”服务部沸腾了!物理所沸腾了!整个中科院沸腾了!

查账组溜走了,赶紧收拾东西要离开木板房。临行前,他们要把复制的账目全部带走。

纪世瀛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财务上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往外带呢?我坚决不同意!”

“这是上面定的,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哪个上面?”

“不说你也会知道,我看带回去,对你们服务部没啥坏处,只能证明你们的清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比那些光拿钱白吃饭不干活强多了!”

陈春先和服务部的同仁会心地笑了。

1997年2月10日陈春先与夫人过生日

1983年1月29日,《经济日报》以“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为题,在一版显要位置报道了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事迹。

到2月16日,《经济日报》又连续采访发表了5篇系列文章,充分肯定了陈春先和服务部的探索道路。

党中央领导人对陈春先的批示和《经济日报》系列报道,在中关村各大研究所引起很大震动,科技人员争相传阅。许多人称:“这些报道搅动了科学城的一潭死水。”

20多年后,中国民营科技企业领军者、联想老总柳传志坦言,就是那时受陈春先的鼓舞,萌生了从中科院计算机所下海创业的念头。他说:“憋得太久了,机会来了,特别想干事!”

自从中央批示传达后,到服务部来咨询、联系的络绎不绝,陈春先的家里几乎从早到晚排队来人找。陈春先想,看来必须把服务部扩大为公司,才能让新技术在更大范围里扩散。

1983年,中关村还没有办自营公司的先例,也没有注册办这类公司的机构,当然更无处去领经营执照,陈春先只好采取“瓜李代”的办法,搞个民办研究所。

研究所和服务部一样,还是民办民营,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不久,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出台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陈春先和他的团队租下了中关村大街上的大雅餐厅,成立了技工贸三位一体的民营科技公司,“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下设华夏电器公司和华夏电器厂。

随后,一大批中科院、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京海、四通、信通、科海、联想等民营科技公司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陆续在北起燕园、南到白石桥这条几公里长的大街上安营扎寨。

1985年,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

1988年,国务院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遗憾的是,陈春先领导的“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和他1986年彻底辞职下海创办的“华夏硅谷创业集团”,并没有顺风借势,获得长足发展,仍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在1996年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中关村却以震惊世界的步伐前进!

2002年1月,中关村被美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全球八大新兴文化圣地之一。

是年,68岁的陈春先又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陈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务于中关村创业者的中介机构。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在贫困中因病逝世,告别了他恋恋难舍的中关村。他还临终遗嘱,向社会贡献出自己的眼角膜。

2002年陈春先在中关村大街上

陈春先逝世前几个月,我曾到其804楼家中拜访。这还是中科院1981年分配给他的老式居民楼房子,4间小房子,没有客厅,约80多平方米。为了解决生活的困窘,租出去了一间。陈老身患糖尿病后期综合症等多种疾病,身体看上去非常虚弱。由于下海失去了科学院员工的福利待遇,他看病的医药费用都成问题。不久前,我曾经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在海淀区政协会上起草过反映陈春先生活困境的提案。

我鼻子酸酸地说:“陈老,中关村和国家发展的这么好了,没想到您生活的这么困苦。”

陈春先笑着说:“挺好的!挺好的!能看到中关村和国家发展到今天这样子,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

他看着窗外说:“创建中国硅谷模式,与核聚变‘海水变石油’有实质的内在涵意。中国硅谷模式,即‘知识与金钱聚变’。科研创新工作,我不搞会有很多人搞,可以搞得很好。但探索在中国条件下的硅谷模式,只有我这样的人敢于挑头搞。”

话题一转,又神采飞扬地聊到了他的创业服务。

谈话中了解到,市、区领导知悉陈春先的生活困境,特别解决了陈春先的医保问题。

陈春先创业以来共创办过20多个公司,包括最后一个工作室,都没做大。他也常自嘲说:“我的公司全都没做大。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没有聚集起财富。”

没人深入研究过陈春先这位大勇气、浓激情、高智商的创业家,何以总是做不大、做不强、做不长的深层次原因。

科学家向企业家转型之痛始终伴随着陈春先,他承载了改革的历史重担,也必然直面中国早期市场体制的种种缺陷,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陈春先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陈春先本人50年代初到莫斯科大学学习物理,1959年毕业后回国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他的书生气太浓了。在创业气氛、市场环境都缺乏的年代,这种书生气在市场竞争的刀光剑影中,肯定是不对称的厮杀。

陈春先的创业历程中,曾经推出许多超前科技项目,有过多次做大做强的机会,都因自身、外部和其它难以道明的因素中途折戟。

比如1983年,陈春先就做出了“华夏IPS8888桌面出版系统”,这个系统类似于后来走红的方正出版系统,但最后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败北。

1984年,还有一个涉及300多万元的计算机项目,大部分产品已经运到北京了,背景雄厚的国企合作方中途变卦。海淀区工商局、北京市中级法院前三次都判陈春先方胜诉,但没想到官司整整打了6年,最后却又不开庭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陈春先败诉,几百万元的产品烂在了仓库。

纪世瀛深知陈春先的创业坎坷历程。他说陈春先“老陈性子太急,又太善良。不断开发科技项目,与外地企业合作,没赚多少钱,倒惹了不少麻烦。”

项目成了,陈春先只收点技术转让费。项目失败了,有的合作方怪罪于陈春先。因公司间经济纠纷,陈春先曾一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绑架,均被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解救。这两次非法拘留和绑架事件,对陈春先的健康造成很大影响。

显然,陈春先在商战中不能算是胜利者。可是,谁能说、谁敢说陈春先不是英雄呢?他是冲破中国传统科技体制的闯将,他是中国民营科技创业的先行者,他是中国知识经济的战略家,他是中关村第一人!

陈春先已经离开中关村14年了,但他似乎又与中关村一路同行、形影不离。

2009年3月22日,英国著名IT网站Vnunet评选出全球10大IT中心,将中关村列入其中,评奖词是这样写的:“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开始升温,一个名叫陈春先的中国人在一次文化交流时应邀访问了美国。在访问期间,他参观了硅谷并为之折服,决定在中国做类似的事情。于是,一个虽然不足半个世纪历史却已成为中国IT中心的地方出现了,那就是——北京中关村。”

如今,你走在北京市的每个城区,总能看见中关村的身影,丛丛束束萌芽伸枝展瓣生长孕育着科技鲜花和财富硕果。甚至天津、上海、保定、秦皇岛、沈阳、青岛、无锡、昆明、贵阳、西宁等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都飘舞着中关村的飞彩流红。就连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芬兰等域外国度,也建立起了中关村科技园的办事处,怒放着中关村的花骨朵。

2009年,国务院第一个批复建立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1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特别介绍了中关村的创业。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政治局全体成员,走出红墙,来到中关村集体学习。并明确希望中关村要充当好全国创新驱动的示范。

2014年,德国《明镜周刊》在中关村海淀园走访了一个星期后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超过美国硅谷,那就是中国的中关村。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大力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频频提到中关村,并两次走进中关村创业大街和中关村展示中心。

2016年,中关村上市公司市值达到5.5万亿元,拥有65家独角兽企业,占全国的一半,全球的近四分之一。

今天的中关村大街,已经成为全中国关注的一道风景线

联想、百度、新浪、新东方、小米、京东、滴滴、美团、摩拜等中关村的企业和产品,早已成为中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7年11月2日,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报道称,美国商业资源企业“专家市场”公司公布了2017年度全球最大科技城市排名,北京位列第一,柏林和旧金山分列第二、三名。“专家市场”公司并将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园列为全球第一。

一切都在按照40年前陈春先的伟大构想发展!

是的,今天的中关村已经成为一片竞放异彩、香溢全世界的烂漫国花。在这万花丛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朵虽已凋谢、但最先开放的迎春花!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弛最后修改: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