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习近平经济思想统领新时代经济论争（4）

在分配方面，社会各界有些争论。第一个争论是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贫富分化？根据西方的统计标准，最近十几年中国基尼系数始终是在0.4到0.5之间,而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在0.3左右是比较好的，超过0.4就不太好，说明分化比较严重。另一个指标是财富分配指标,比如说，占美国家庭总数1%的最富家庭拥有全美家庭净资产1/3的财富；占全美家庭总数9%的较富家庭拥有全美家庭净资产的1/3多的财富。换句话说，占全美家庭总数10%的富裕家庭拥有全美家庭净资产的将近80%。家庭净资产包括了房产、有价证券、股票、首饰、现金等等。可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所有的教科书都不引用这类美国统计的资料。我查过萨缪尔森、斯蒂格里斯、曼昆的三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每本都达到100万字，都很喜欢在书中引用案例和统计资料，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就是不用，只用一个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并不能反映财富分配问题。

事实上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家庭金融资产、家庭财富占有的社会差别都已经接近美国的数据。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不仅要缩小收入差距，还要缩小财富差距。因为财富是衡量贫富差别的首要指标，收入只是第二个指标。西方经济学在谈到收入差距时常常用“五等份”的方法，用其中20%收入最高的家庭和20%收入最低的家庭比较，来说明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个指标也是有缺陷的，有资产阶级局限性，用“五等份”而非“十等份”或更多等份，指标设定本身就有掩盖贫富差别的目的。由此也顺便提一下，有人说经济学没有阶级性和国度性，这显然是不对的,说这类话的人，一般都是赞成西方理论的，并把西方经济学理论说成是世界上唯一的现代经济学，而否认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现代政治经济学。

第二个争论是如何进行个税改革？今年6月底，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有几点看法，和大家交流一下。第一，建议有关部门再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把这个复杂的问题再认真仔细地推敲，可以暂缓进行复杂化大改，避免改革草案问题太多，难以操作。第二，回应广大人民的热切期待，把个税和稿费的起征点提高到10000元，暂时不要搞什么教育、大病等项目的退税了，现在的草案起征点比较低，然后再调节，就很复杂，不便于操作。已经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认为“综合收入”起征额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只提高40%，而私人经营所得起征额提高了5倍，这是不合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私人经营所得含有部分占有他人劳动，其起征点一下提高5倍，这就等于广大工薪阶层完全靠劳动获得的收入反而要多交很多税，私人经营所得却少交很多税，这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一致。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继承马克思的相关经济思想，主要拓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及其优势。目前，我们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阐明的共享新理念和共同富裕原则，遵照基本分配制度来改革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体制机制，处理好分配领域公平与效率的互促共进关系，打好扶贫攻坚战，进一步提升广大劳动人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四、关于基本经济调节制度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调节制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相关经济思想，认为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强调既要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的议论。第一，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直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共产党领导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并没有回答经济制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有人说只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那也是不准确的。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从经济学、经济制度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有制占主体的市场经济。因为有些人不赞成公有制占主体，所以把这个词拿掉，然后讲共产党领导或者抽象地讲社会主义条件。共产党领导是肯定的，但不是从经济制度上来解释。所以，还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宪法》和《党章》上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样理解才是最准确的。

第二，如何看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文件没有说市场对于一切资源还是大部分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其实有些重要资源并不是市场决定的。我们来看现实，比如说石油、稀土的开采等等，是不是完全由开采的企业说了算？它愿意开采多少就是多少，愿意定价多少就是多少。所谓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就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都是所谓市场决定，说到底就是企业决定，在西方主要是垄断企业决定，因为西方垄断寡头不好意思说是大企业决定，所以说是市场决定。再如一个城市的地铁、全国高铁的线路规划和站点选址，也不是由修建地铁和高铁的公司决定的，而是由政府决定、市场化操作的。这里一定要区分一个概念，企业参加竞标后由企业生产，这叫市场化操作。市场化操作不等于市场决定，二者不能混淆。再来看我们的教育和医院，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吗？肯定不是的，因为大中小学校和医院主要是公立的。文化产业私营企业多一些，但很多新闻出版、文化团体方面，还是国家管理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不提倡住房完全市场化，现在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国家出资70%-80%，个人出资20%-30%，个人可以永久使用和继承，但不能直接到市场出售。所以，像这些领域都不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

我认为，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又不是起全部作用，应精确化地理解为要发挥市场在一般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即“非全部性市场决定作用”或“非完全性市场决定作用”。主张一切经济和非经济资源完全市场化或企业化，都由市场决定，党和国家对重要经济资源的决定和调控越少越好，这是唯市场化、泛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的信条，不能提倡。前几年，在《求是》杂志上刊登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一文，用国外大量事实和资料证明，实行新自由主义对于国计民生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政府要不要加强事先监管？我认为，应该要加强事先、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减少审批是必要的，但事先监管不仅是一个减少审批的问题。那种主张在资源配置方面和国计民生领域，第一次调节只让市场去管，政府不要管，出了问题再让政府去管的“两次调节论”，是片面的。产能大量过剩、西药价格过高、课外学生家教和培训费渐高等国计民生方面出现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因为政府事先缺乏监管和对策。因为很多事情先让市场管，肯定会出问题，而必须同时管、同时调节，甚至先要让政府做出总体规划和调控，市场和企业再参照总体和年度规划来自主经营决策。这个论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统一认识。